北宋四都河南西京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和洛阳满目疮痍，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尤其是长安。五代初，朱温建立了历史上被称为侯亮的梁朝，并选择汴州首府开封。但初期以开封为都城，朱温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并在此长期驻留，所以洛阳仍保持都城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永州，成为地方城市。唐朝后期，洛阳为都城，长安虽为都城，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字。五代的晋、汉、周时期，按照后梁的制度，开封和洛阳并称为东西京，即以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都城，北宋次之。所以五代时，都城选择在开封和洛阳之间，最终定在开封，也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看，总体上还是都城，所以在唐末被毁后不断恢复，已经不能和长安相比。正因为如此，北宋把这个位置作为首都放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明)之上，继续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为几个部分来论述。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有三层:宫城、皇城和都城。京都之内，纵横十条街，整齐划一，呈现出不凡的帝都风范。据唐代舒威的记载，作为京师南大门的御道丁丁门街宽100步，其他街道如上东街、建春街等宽75步，长下街、后仔街、永同街、惠安街、安西街、左野门街等宽62步，其余街道宽31步。【1】街道之间，有103里，隋三城。唐把李改成了方，有了方113和。每个广场长300步，中间有一条十字路，四个出口有一扇门。从同样大小的广场来看，比长安广场规则多了。
当时洛阳三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比如唐朝的南城，也就是隋之峰城，位于东西南北两方之地，四壁120行，3000余铺，货贿堆积。隋原志通城，四周六十里；周四大同市开了四个门，位于141区，66货。应该肯定的是，隋唐时期，洛阳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实行严格的分封制度。
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洛阳不断被战火摧毁，到了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秦宗权、蔡州派孙儒攻河南尹，留守李。"据景说，故宫被烧毁，居民被掠夺."。李暂退渑池，孙儒与诸葛爽“互相攻讦”，百姓不得安宁，于是经过几年的战乱和破坏，“京城一片灰烬，满地榛子”。光启三年(887)，张被河南尹，并派驻老城。“景一穷二白，百姓不足百户”“鸡犬无声”。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座城市了。
当张进入洛阳时，他带了100多人，连同数百个贫困家庭，在城市的原地区为北城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城南建嘉善坊为南城，斗耕、招人、放景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户数五六万”，“数富”。显然，这里所说的“繁华”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那里庄稼遍地，没有闲置的田地。
唐昭宗四年(前904年)，朱温准备将迁至洛阳，命张“修治洛阳宫城多年”。在这一年的第一个月，赵总搬到了东部。为了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民依书而迁，除其屋而树，连哭渭河一月有余”。这年二月，朱全忠还到洛阳，敦促劳工以长安为代价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有多少人从长安迁到洛阳不得而知，但从“无尽月”的时间来看，似乎有相当的规模，人数也不少。然而，张却把洛阳废墟变成了农田。这给城市修复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十月的诏书说:
在洛城广场的音乐中，自榛、张整修之乱以来，旧朝臣、各部门的房屋都有所耕种，这不但是为了军税，也是为了公地，还是怕被人嚣张。他们认为世界工业一定受到检查的困扰，所以他们是幸运的。各种肤色的人都认不出它首都的广场曲和首都的耕地。想要田地，随时可以买，谁认了不限给谁还。如果有自己派人的活动，则不受此限制。若荒田无主，即许知而纳河南府。
唐朝末年，先是受到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多年的内斗。洛阳大量官僚和平民百姓逃亡或死亡，房屋被烧。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白色的土地。唐政府承认张开垦的土地为公有土地，不允许原所有者认领，即不承认其工业所有权。允许原所有者将未开垦的荒地视为自己的事业，他们必须在河南省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重建洛阳城是相当困难的。所谓的唐朝圣旨，其实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取代唐时，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
从五代的历史考察来看，真正重建洛阳的是唐朝后期。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唐庄宗灭梁，年底建都洛阳。次年八月，他在一份上谕中回忆了汉唐以来洛阳的繁华，斥责了后梁不重视洛阳的事实，然后表达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方法。圣旨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从大规模的扁平化，地图的编制，布洛之都的复兴，门派会议的永恒开启，都将是漫长的时间，需要讨论修复。真的是奢侈到让人叹为观止。京畿道应该有个学园，各种肤色的人都可以拍，都可以建。侯波是一个诸侯，在北京有一个朝臣，所以他没有地方住。他也可以要求打针，单独修。其空置土地仍有半年的期限，业主必须自建。如果过了期限还没看到房子，就允许别人占用。成功是最重要的，不允许虚位以待。
与唐朝末年相比，这道诏书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改进。北京所有的闲置土地，各种人都可以申请建房，据为己有。由于后唐政府无法在首都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住房，首都内外的各级官僚不得不允许他们申请空地，建造自己的房屋。本来有一块空地给业主，业主半年内自己盖了房子。如果到期后没有移动，则允许其他人拥有它。后唐政府提出一个原则，“成功最重要，不能白占”。这一规定必将加速洛阳的收复。为了贯彻这一圣旨，后唐颁布圣旨“令诸路勤俭，守，守，练于团练，刺史等。”，并建议让罗京完成第一个住宅区，这不仅显示了皇家住宅的宏伟，而且声称地方官员能否执行这一圣旨是“热爱君主的真诚节日”的体现。这样，地方官员在洛阳投资建造房屋，加快了洛阳的建设。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建设处于盲目状态，很快暴露出自身的弱点。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和后宰门二，又一次重申了在都城内湖町修营的方法。当时的左倾学者崔护博士曾指出:
当我看到洛都在早些年改造的时候，荒凉荒凉，到处都是。这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开始种地，就会优先种地或者苗圃30年以上。这几年住的人越来越多，巷子也挺窄的。房子是要增加的，做街坊是合适的。都城体系已经建立，中国前景看好。没有改变，污染反而加深了。只是旧宫这边，不准挡邪物。今天，它与菜园相连。祠堂污秽不堪，在公房里冒着热气，不干净。请大家讨论一下制度，让四方都可以。
可见，在此之前，农田的耕种已经逼近宫城，道路狭窄，“只能人通行”。市区到处都是农田和菜园里使用的污秽和邪恶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况，崔护求了一个方案，不仅是洛阳的重建，更是各个方向的重建。这确实是一个紧急事件。
唐末，为恢复洛阳皇城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不缺上奏杨图，认为“明君养事，当依前朝之规”，要求摧毁张在城内修建的、老根据地，改变“辽阔神秘的京畿，绕过青田，飘零藩篱，偏向御所”的局面。这一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屠最后的表现，同意拆毁张和李的城寨，并要求河南政府“先将旧街巷破土而出，再让人填护城河，以造房屋，城基旧巷道为巷道，不得循行，有任意侵占之嫌。请仍然限制在一月。如果它不能铲平Ku和，许多强大的家庭将占领它。”。从这里可以知道，唐末洛阳恢复时，洛阳的道路、街道基本上是按照唐朝的旧制度填平的，张等人修筑的城寨也全部填平。此时，兴角门楼在后唐重新建立，以增加宫城南部的辉煌。
但是洛阳已经形成多年的事实，并不是后唐的一张纸就能立刻纠正的。卷十四，书家元圭，帝部都城，载于《陈武篇》明朝第二年六月长兴(931):
我们应该允许人们在北京的第六大街和朱文房盖房子。如果土地被侵占太多，他们甚至不会通车。以后盖好了，一定要通车，或者一定要多拉人，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拆。而在果园池亭外，还有不止一种菜园的空地。自己跑的话，三月份就得建了。自己不做，可以买断。圣旨:伊洛之都，皇帝的居所，是夏归心，非农桑得之地。荒无人烟的时候，这里曾经一片荒凉，从来没有安静过，但大多是在荒郊野外。永安天一宅在国内应该是广泛使用的，所以御史台、梁杰石、河南府依次切割是合适的，展示了很多东西，不允许被侵占，或者是方便，或者是可以暂时详细听听。月子里，河南府打出:允许百姓买下京城坊市的菜园子，担心主人已经租了一年多了，富可敌国，种菜种菜。他怎么能建造它？恐权贵资本伤穷，旨在:城与镇之间，阴与繁贵，欲化九事为荣，则乐在诸般障碍中，做事不疑，令行统一。根据巡防连的申请，为了随意拍地球，我们立了规矩，让它值得。只要多盖几栋房子，多加点福利，价格就能让中国的景色壮丽起来。朝廷基于兴邦之计，确保比划，府署基于园价之例，恐伤贫，须议而允于。如果权贵户、形势大臣曹斯等人已经在北京占了第二位，可以在其他地方买菜园，甚至房子，让菜园主人出租或租给别人，允许他们按以前的价格出售，不得违背。诚然，那些贫穷和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买了一个花园，用手灌溉花园，自己卖菜来提供食物和衣服，他们会给别人增加特殊的价值。还买的不准广买，要量力而行议修营，要适度，不可逾越。
这一记载对于研究晚唐洛阳的恢复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过去允许住户在闲置土地上建房。由于盲目和没有规划，建设者侵占了太多的土地，占用了原有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到“甚至封闭交通”，造成交通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建房时保持道路的宽度，并“对一切交通开放”；不符合这个制度的，就拆。
(3)再次提出“伊洛地，皇居之地，夏归心之地，非农桑作物受益之地”的原则，宣布不保护原来耕种的田地和菜园。原业主有条件自建房屋，允许无条件建设者出售土地，只适当照顾贫困自耕农的地价。
(4)后唐政府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下令御史台、梁杰石、河南政府合作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期的努力，官僚局面掌管了曹斯和权贵户，在洛阳修建了生活区，增添了城市的宏伟。为了防止他们占用更多的土地，不得不提出一些相应的限制，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地方，甚至在他们的房子里有菜园。
(6)所谓“城与城之间，富而复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上要尽力做得更好，“使中国显得雄伟”、“物尽其用”都体现了晚唐洛阳城的特点。
但从当时的实际建设来看，唐朝后期不可能完全恢复唐朝洛阳街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要河南编年史时，引用舒威记载的洛阳街道，感慨地说:“不再是旧制了。”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在于，五代宋元时期，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应该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时期，洛阳为都城，许多官僚在此定居。尽管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但官僚们正在丰富他们的家庭，建造舒适的家园。也就是说城市还在加强建设，人口也增加了，经济也在持续复苏。
宋初河南洛阳所属两县，一个叫河南，管4乡54坊；一天洛阳管3个乡43个方。两县除村外共有93个广场，大体反映了西京广场制度的恢复。北宋中期，西京有120个作坊，其中88个转移到河南，32个转移到洛阳。这些方格的形成，“自唐末五代以来，弓有刺，协定犹在云端。”由于洛阳城很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填满。直到有帝二年(1050)，张奎得知河南府的事务，觉得“房屋久未列名”，“排列有序”，“房屋按唐街列名”。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很多广场的建立或恢复，一般都是以唐代的街巷为蓝本的。至于方家的名单，直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
关于隋唐洛阳这个“城”，到了宋代逐渐消失。如隋置凤城，唐改为。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占二坊一半，另一半名为同里坊。唐末之乱后，张主政洛阳，改为河南府临时治所，使和同里坊居住区南北两城。宋朝不可能恢复方、石分封的“城”，只能沿着旧的。宋代洛阳石台坊原为隋代童渊。周六，这座城市南邻洛水，后来被废弃。唐宪庆年间，旧城改为广场，宋亦名大同广场。在宋代，洛阳有一个北方城市广场，毗邻方得，并在唐宪清创建为北方城市。后来，这座废弃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广场，包括邻近的方得，它原本是一座北方城市。到了五代，城市的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了。虽然后唐仍在北市执行，但保留了北市的名称。其实很快就被官僚盖房设寺废弃了，到了宋代，是应天的院落。
从上面可以看出，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专门的“城”并没有被提及，而是被划分为广场，建筑和居民区较多。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到了宋代，洛阳城由原来的坊市分离体制转变为坊市一体的新体制。广场上的居民比邻而居，成为一座沿街的城市，这是洛阳城市演变的一大进步。据《宋史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都城(外城)三层，均出自隋唐，只是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9英里，300步，位于北京的西北部。在隋朝，旧名称是魏紫市，这是在唐代相互关联。它的周长是十三英里和241步，它的高度是四英尺和八英尺。(注:关于唐代洛阳宫城的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写为“东一百八十步，西四十里，南北十五步，南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记为“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拜四尺八，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他们记录的宫城周长与宋代记录的不同，可见宋代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通志》中记载的古宋城:“宫城，九周三百步。”纸条上写着:“怀疑失去了西、北经脉。”这是正确的。)。宋代宫城南面有三门，中间是五凤楼，东面是兴教，西面是郑光。东有黑龙，西有胡锦，北有陈宫，宫城东西各三里多，东有两个门，南有姚斌，北有祁鸣；西二门，南有金耀，北有甘通。
关于五峰塔，沧桑很能反映出晚唐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建于唐代的五峰塔在唐末已不复存在。朱温逼东迁洛阳时，命罗重修五凤楼和殿。“巨木匠当时未归，立于地，溪立于西旧址，张设绣，皆为副。”《新五代史·罗》也记载:“选魏为朝庙五峰塔，溯河而上为都。”罗是我国驻大使，他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完成了洛阳宫城的部分建设任务。
洛阳宫城的建筑在晚唐五代时期相对来说受损较少，所以朱温在建梁后长期居住于此，晚唐时期略有恢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为迎接毛希兴，于这年十月至次年春大修一次，河南王、焦继勋由庄宅监管。修复后，“宏伟的宫殿”让宋太祖非常满意。当时洛阳皇宫有9990多个区，比开封宫城的建筑还多。宫城有一座城，城内和城北都是军营，都在皇军周围。北宋中期，由于阙殿年久失修，豫州知府张奎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景德镇二年(1005)，八月，真宗将赴珙县谒陵，诏西京八师修大内等部。到了宗申熙宁二年(1069)，京西运输公司说，西京大学损坏房屋4000多间，要求第二年春天“每两间拆修一间”。可以说，在宋哲宗之前，西京宫城内的建筑基本都是承袭旧制，或略有修缮，但没有创造，甚至损毁严重，无法增建修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很大，但是皇帝很少去洛阳。久而久之，他也懒得修了，就把老房子修了两折，让宫城楼一天天缩水。直到郑和元年(111)，宋徽宗准备祭奠帝陵，才使得靖西之调使宋弼成为“治宫城，广积十六里，创回廊四百四十里，贵得不可胜也”。此外，《宋史》(85卷)和《地理志》记载，这次大内的整修，“室数千间，皆以真漆装饰，工甚繁重，耗资巨大。”在作画的时候，“地面需要骨灰，骨灰的价格越来越高，涨到几千。”兽骨不足，“骨灰以人骨为准，重则数千。”洛阳城外郊区二十里内的古墓葬，“凡穿衣脊者，一般暴掘。因此，北宋末，宋徽宗曾经对洛阳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墙扩建至16，超过前代。同时创造了数百个画廊，带来了宫城数以千计的建筑，绘画装饰比过去更加精致。从史料记载来看，地下文物为了建筑乃至古墓的装饰，遭受了一场浩劫，损失相当严重。
洛阳宫城的建筑在宋代城市发展史上并不十分重要，但作为洛阳本身，应该引起重视，这是它作为都城的必要条件。其建筑质量显示了宋廷对洛阳的重视，这是必须讨论的。
洛阳皇城，周长18里，258级台阶，隋唐时称为太尉城，又名程楠，高三尺七。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4930步，应为13里258步，似乎比宋代皇城要小(注:河南通志上说:“皇城还夹在宫城外各城之间，一周80里258步……”)。皇城是宫城之外的城市，当然也位于北京的西北方。南三门:中间叫端门，东西叫左右门。东一门称任绪安。西三门:南有美景，直有金瑶，中有文明，直有干通；北方应该得到祝福。“都在部里”。
城外，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有三门，中有鼎，东有长夏，西有厚载；东面有三门，中间是洛门，南面是建春，北面是山东；一扇通往西方的门关闭了；北面有两个门，东面是安西，西面是惠安。该城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名为城。建于唐舞后长寿二年(693)，名金城。这座城市的高度是八英尺。据考古调查，周长为27165米，即27.52公里。这应该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成的记载并不完全相符。而且在唐成的记载中，也有史记的矛盾之处，需要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上说:都城南北280步，东西70步，周围320步。按总数算，其实只有61里340步，与总数不符。《新唐书》(卷三十八)和《地理志》记载外城周长为25050步，为69里210步，与旧志记载的总数略有出入。舒威在《河南志》中记载，城东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城南十五里七十步，城西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城北七里二十步，周归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这个总数与新编年史一致，但与周围的总数不同。由此可见，每本书的记载都不一样，或者是抄写出版有错误，或者是记载的时间不一样，需要考证。
唐代洛阳外城的高度远不如宫城和皇城。唐末战乱后，被“摧毁”，破坏极为严重。周世宗在位时，“洛阳城缺头，故修之”。时任刺史的吴兴德“率万余人，完其城”。这次修理的怎么样？河南的编年史称之为“非常破旧”，连南墙都没有部分修建或根本没有修建。直到仁宗景景祐元年九月十五日(1034)，宰相王增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域辽阔。居民多，没有城市。希望逐步打造。”为此，宋廷下诏政府李处理此事。这一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市雉才完。”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弱，狗可骄”。明显缺少了往日的恢弘。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洛阳城在宋代虽然保持了隋唐时期的三重城格局，但实际上已远非旧观，不仅简化了隋唐时期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使外城相当简陋，从根本上缺乏防御功能。从三重城的高度来看，宫城是四尺八尺，皇城是三尺七尺，外城只有一尺八尺，主要是为了显示皇家威严。从整个城市的功能来说，已经不能和宋东京相比了。但就全国而言，洛阳的外城是最大的城市，北宋其他城市都比不上，完全有资格作为首都。同时，洛阳城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保持其诸多特色值得认真研究。宋代洛阳园林的繁荣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原因，即自隋唐以来，许多重要官僚入驻洛阳，所以园林修复的速度特别快。苏哲曾说过:
洛阳古代帝都，其人习惯汉唐衣冠之俗，在家经营园林水池，建亭台楼阁，植草木，以为老了好去看看。它的山川清澈美丽，是可乐。平川的演变，东西数百里，高而少室，天盖王宅。罗易河出平地，故其山林胜，其泉流净，虽其人凶，其王侯* * *。一亩宫室，远眺青山，听流水，美花翠竹，布衣环绕，其巨大的房间和花园堪称天下第一。
苏辙，四川人，在很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是“天下第一”，这并不夸张。文中提到的“古代帝都”和“汉唐风俗”可以视为历史因素；所谓“山地气候”，指的是自然因素；至于所谓“贵臣巨室”，与政治因素有关。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洛阳园林在宋代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持续时间长，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就上述历史因素而言，优势是相当明显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至开元间，官宦贵族在东都开库，名数千余”。虽然这些官僚会馆在唐末五代之乱后大部分被完全烧毁，但它们的遗址仍然存在，特别是有相当多的园石等遗物，成为相当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很多园林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李在《洛阳名园》中断言宋代园林“多为隋唐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了上面苏辙提到的，宋代诗人李富也说过“春香沃土，风和空气舒适。从过去开始，人们就喜欢住在那里。青山自宅，流水绕宅，竹木茂盛。”可见，洛阳的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山有水，土壤肥沃和谐，适合花木生长。从政治因素来说，洛阳是宋朝的西京。自五代以来，许多官僚在此定居，形成了自己的安乐窝。到了宋初，很多官僚都在开封为官，家还设在洛阳。可以说，官僚的定居程度仅次于开封。居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族，利用唐末五代以来土地荒芜无主的局面，尽可能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建造园林，房屋与园林的结合会形成一种并驾齐驱的氛围，园林的繁荣也由此而兴起。范仲淹曾说:“西方士大夫在园中对峙。”木秀有《过西京》诗:“西京自古帝王宫，四周名园无数。我恨那不是桃李天，满城红树林是秋。”司马光久居洛阳，对洛阳园林了如指掌。他还有一句诗:“洛阳名园无数，门巷相连如齿。修竹又长又曲折，使人不舒服。”这样的诗句不少，不想赘述，可以证明洛阳园林众多繁盛，为人所知。
当然，说到洛阳园林，人们会想到李的《洛阳名园》，其中提到19名园，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林不仅繁华，而且各具特色，足以代表宋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北宋罗阳园是前宰相富弼的第一座园林。李对说:“只有富郑的花园是最近的，风景是最繁华的。”东施“富贵洛阳”，其家有东、西两园。虽然贫瘠，无药可救，但其规模“足以令人佩服”。东园坐北朝南，入口处布满黎蒴，大致为十格，并有亭台、喷水池。贵人园因贵人广场而得名，是一个广场的土地。“北有千株牡丹牡丹，中有百亩竹，南有桃李。唐朝宰相牛僧孺园，七叶，属其老木。现在属于中书侍郎李，方创庭是其中之一。河南城五十余里，有大园池，此为冠。”洛阳城有120个广场，这个贵人园有专属广场。所谓“园林池有多大”，那么园林在城市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是最好的地方”，原是王浦园的宅院。“园子古老，景色苍白。恢复藻饰之力后，有依陵之意之欲。”花园里有两棵超过100英尺高的七叶树。“春夏看起来像山。”园子里有一万多根竹竿，都被两三堵墙围着。其他建筑“制度上很豪华”，但还达不到王璞老家的水平。
李氏仁风园原为唐代李德裕平泉村。有许多种类的花和树。除本地花木外，还移植了大量外来花卉，成为该园的一大特色。天王苑原为佛寺，以栽培牡丹闻名。宋道花园里种植的松、柏、杉、杉、桧和柏都是美丽的树木。洛阳人只爱宋，尊宋。宋道园中有数百年的古松，东南角的双松尤为奇特。此园原为唐代袁象贤的宅园。在宋代，它属于李总理，后来它是吴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