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辉的采访经历

生活中的偶然和必然

人生有一个奇怪的轨迹，向左或向右，不管发生与否，充满了意外。九年前，我从未想过我将来会成为一名记者。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当时我是北航机电系的大四学生。和其他同学一样，我几乎每天都是在计算机程序中度过的，在大学里我甚至没有上过中文课。作为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干部，我被期望留在学校继续学业。但是有一天，一个小小的意外改变了一切。无意中踏进了学校图书馆四楼的一个房间，以前很少进来。在漫不经心的浏览中，我翻到北京考研目录的最后一页，“中国新闻学院”几个字随意映入眼帘。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我是这样描述这一刻的:“我一呆，合上书闭上眼，我的人生就此改变。”的确，这一刻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我心中的火山。第二天，我坐了大半天的公交车，穿越了大半个城市，来到了这所我从未听说过的学校。在和一群同学和几个老师聊了几个小时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半年后的一天，我坐在中国新闻学院宽敞的会议室里，那是研究生面试。一位白发书生平静地问:“你在一所很好的大学里读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四年时间不短。你不觉得放弃学过的东西很可惜吗？”听到这个问题，我就走神了。我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我父亲的专业也是机电工程，学历是中专。我考上大学，他选了我的专业，说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我父亲是典型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执着寻找，从未离开煤矿。他对待生活极其认真，工作极其努力。他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矿区的建设中，最后过早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他当过普通工人，也当过矿区的领导。他曾经叱咤风云，但也受过委屈。走的时候更是满足于人情。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但他留给我的唯一遗言，就是把自己埋在他当初划的矿区边界线上。父亲走了，在很短的时间里，高二的我感受到了无尽的人情。我知道这只是我父亲感情的一小部分，他受的苦比我多得多。几周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突然明白，父亲的遗言其实是一种渴望，一种对事业的渴望，一种对激情的渴望，一种对生活的渴望。那时候我写了人生中第一篇真正有意义的文章《血色日出》，文章的主角是我永远的偶像——我的父亲。父亲的离去让我思考人生的意义，也间接让我走上了写作工作的道路。《血色日出》在校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发现我可以通过文字来表达我的感受。之后每个学期，我都会在校刊上写一篇文章。虽然产量很低，但是我很认真，很享受。回到面试现场，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很多选择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就像人的一生，他会面临很多选择，但他一直都在选择。中午跟谁吃饭，吃什么，说什么？下午先做什么，然后呢？.....这样的问题会伴随人的一生。有些不经意的选择被挽救，有些不经意的意外出现。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发生改变人生的变化，甚至是命运的变化。发生了什么事故？它是这些变化的催化剂，也是生命的本质。事故本身是不可预测的。但事故发生后会发生什么，可能是一种必然。至少，有一点是真的，你怎么对待意外，意外就会怎么对待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事故的态度不同，结果可能就不一样；换句话说，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当然，想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容易，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对我来说，在没有完全理解之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我的生活，认真对待我的事业。其实认真了，就有了激情，就有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英特尔前董事长格罗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又是同一个意思的表白:人活着需要激情。在一本书里，我也看到过一个比喻:如果把地球诞生以来的46亿年年假设定为24小时一昼夜，那么在最初的23小时59分59秒里，人类还没有出现。这最后一秒，其实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以此类推，如果假设人类历史是昼夜24小时，那么人的生命就是最后一秒。人的一生只有一秒钟，怎么能没有好的品味呢？

心灵可以穿越生死。

在我的人生品味中，我最终选择放弃父亲为我选择的专业，成为一个记录历史的普通人。

在我短暂的记者生涯中，我目睹了许多重大的和意想不到的新闻事件。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能赶上这么多重要事件。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用心了，因为你愿意去，因为你愿意放弃，所以你把握住了，然后你超越了自己。我经常思考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记者的职责是报道新闻。一个好的记者应该能把你看到的有价值的新闻事实用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个说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讲好故事并不容易，也就是说记者要有很好的专业水平，善于讲故事。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练习、实践和积累。其次，更难看到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这意味着记者要去新闻现场，去第一线，去亲身感受和体验。一个记者有没有感觉完全是两码事。只是道听途说，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只能永远停留在新闻的表面，很难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只有深入现场，深入一线，深入群众，直面新闻事实，与新闻对象亲密接触，才能倾听内心的声音，感动自己，激发热情，找到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记者在深入现场和一线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困难、磨难、意外、触动、震撼、惊喜，甚至有生命危险。当这一切都成为你人生的印记，记者不仅会增长阅历，还会净化心灵，感悟人生。这种东西可以跨越名利、金钱、生死，成为新闻作品背后的灵魂，会终身受用。我经常想起我第一次在采访经历中泪流满面，那是在伊朗巴姆地震灾区，时间是65438+2003年2月27日。此前一天，这座丝绸之路上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城发生7.0级地震，造成4万多人死亡。经过30多个小时的艰苦跋涉，我到达了受灾现场。灾区的条件非常艰苦。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大部分居民死伤，政府瘫痪，余震不断，水、电、通讯完全被切断，我们中国救援队带来的第一批救灾物资连官方机构都收不到。形式很关键，救援队决定马上把救灾物资交给民间组织，但需要有人护送和见证，最好能拍下交接的照片。作为一名记者，我责无旁贷的要和另一名救援人员一起离开队伍去执行这个任务。在完成交接，拍摄完救灾物资交接全过程后，我在回城的路上与这位队员失去了联系，也因此与救援队失去了联系。我一个人，徒步寻找救援队，在灾区采访。在令人震惊的灾区，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景。当我到达一片空地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不由自主地，我跪了下来，放声大哭。这里有数不清的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裹着白布，在我们眼前铺开，伸向无尽的远方天空。他们面前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堆积的尸体，多台推土机同时作业，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土，形成一串“垄”。还有大大小小的坑，里面白的密密麻麻。在一个有上百具尸体的坑里，只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跪在坑中央的一具尸体旁，红着眼睛发呆。小男孩的头顶上方，是推土机的倾卸台，装满了土，准备倾倒。时间突然停止了，男孩没有动，机器也没有动。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世界仿佛都定格在这样一幅诡异的画面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任何人，不管你是谁，都会毫无例外地面临和哈姆雷特一样的问题。没有人能穿越生死，但心灵可以。很多时候，当心灵经历生死的过程时，身体也会受到考验。2004年8月，我在西藏阿里那木尼雪峰的冰川上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考验。那是一次为期50天的中美联合喜马拉雅冰川探险。我是唯一的记者。此次探险的重点区域是西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纳姆纳尼雪峰，海拔7694米，这里有中国最厚的山谷冰川。那是我们给主冰川充电的日子。科学家们不得不从海拔5600米爬到海拔6300米，铺设冰芯，获取科学信息。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多天的攀登和准备。由于设备差和鞋子的问题，我的鞋跟磨损得很厉害。副队长给我发了两双厚毡垫和一双高腰胶鞋，让我和其他队员一起穿，但我们在路上走散了。在那个地方照顾好自己就好。很难去照顾别人。在主冰川上完成采访工作后，由于体力、装备、伤病等各种原因，在回营地的路上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晚上9点，我已经把所有能扔的都扔了，比如干粮和水。走了10多小时，体能已经接近极限。这时，天快黑了。我很幸运，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轮明月从雪峰之巅升起，帮助我没有迷失方向。我继续一步步摸索。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地方，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煎熬。由于身体极度疲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都好像在怦怦直跳，这可能是心脏超负荷的表现。我不记得当时在想什么，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停下来休息。就这样，我又走了5个小时，终于，凌晨2点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了营地门口。当时所有的选手都在那里等着。他们一个个拥抱我，欢迎我回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不以外在的收获为乐，不以个人的损失为悲

记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记者是社会的守望者，时代的参与者，历史的见证者。记者的视野是耀眼的，他的世界是多彩的，他的生活是平凡的。记者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和所有其他职业一样，当记者的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做一个好记者就像做一个好人。最难的是超越自己。曾经有个网友问我:“我准备转行做记者。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我想起北宋范仲淹的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我多年来最深的体会。也许每个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这无疑是人生的灯塔，是记者的座右铭。做一个好记者，离不开常态。因为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很多。就人而言，从政府高官、亿万富翁到普通百姓、乞丐、罪犯，不一而足。就事情而言，可能很难，可能很难，可能很危险，可能很普通...有了平常心，你才能平等心平气和的待人，你才能科学合理的完成工作。当然，拥有一颗平常心绝不意味着失去激情，这看似矛盾，但矛盾是生活的本质。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种性质更加集中和放大。要成为一名好记者，你需要热情和常识。这两者之间的艺术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实验、思考、理解和品味。在品味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勇气。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个好的记者，回避，走上去，主动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必然的选择。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在印度尼西亚亚齐，印度洋海啸最严重的灾区，面对一群群赤裸腐烂的尸体和令人窒息的恶臭，我没有任何装备就走了上去，被中国国际救援队成员感染了...在2005年的珠穆朗玛峰勘测中，在白雪皑皑的秦岭，在寒冷刺骨的藏北，在狂风呼啸、昼夜温差近60度的珠穆朗玛峰高海拔地区，我坚持采访了100多天，看到了一群普通的勘测员是如何成就一份极不平凡的事业...在王源三号航天测量船上，在几乎“与世隔绝”的76天里，我坚持每天记录采访过程和航行的感受，每天拍照，积累了数万字的“王源日记”...在云南抚仙湖十几米深的水下，在南海西沙群岛的礁盘上，在青海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腹地，在西藏东南部麦克马洪线附近的森林里，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枯死的胡杨旁，在宁夏百年罕见的恐龙化石堆里，在北京航天城坚守神六的七天七夜里，只要你付出，总会有收获。或许，收获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就像我在王源三号上，在任务结束时停靠南非开普敦港补给时，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几个中国人来到船上找到我，拿出从网上打印的《王源日记》说，谢谢你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船员的真实生活。它们太难了，太棒了！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开普敦的很多华侨和留学生都在流传这本日记，大家看到这些平实的文字都很感动。“听到他们这么说，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觉得这是对一个记者的最高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