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是什么？
行业已经超越了个人；有的人潜心科研，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永恒的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这也是对个体有限性的超越；有的人“庙堂之高忧其人，江湖之远忧其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个人的政治超越；有些人舍身为义，舍身为仁，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道德超越。这一切对个体的超越，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悲剧，我们不再狭隘，我们不再胆怯，我们不再犹豫，我们不再悲叹。当我们抛弃了“自我”，融入到一个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我们就获得了“自我”的境界。那时，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在文学上，我们常常把悲剧意义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
张爱玲，一个富有“四十年代中国的月亮”——一个传奇的怪女孩，四十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最浓的外国市场，张爱玲画出了流星般美丽的弧线，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和评论。1951年，张爱玲悄然离开大陆，她的名字和作品在大陆归于沉寂。从此，她“从当前的中国近代史上消失了”。但在海外，张爱玲拥有大量粉丝，其中不乏中国作家。华侨学者夏志清甚至称赞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关注“人性”，很少滑入“国民性”的轨道，与主流文学想象的距离最远。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出现在中国大陆，她在那里光芒四射，开始被历史认可。当我们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发现过去与现在交融的古老历史阴影，已经被她苍凉而孤独的心写成了一首琐碎而平凡的诗。
张爱玲对人性有细致的了解。她“轻描淡写”地描述了城市中的生活，集中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细致感受，但这种描述中有说不出的悲伤。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情者，她以感伤的笔调叙述着苍凉的“传说”。"胡琴在拉哑巴，在万家灯火的夜晚一遍又一遍地拉."那精致的文字里是阅尽人间般的悲凉情怀。
一个
“生活是一件华丽的长袍，长满了虱子”。张爱玲的悲剧意识首先表现在她对生活世界和人生命运的体验上。她的小说处处渗透着一个迷失者的生命感悟，“痛苦”是生命世界永恒的主题。过早地接触到生活的艰辛，她处处感受到生活的威胁，用一种类似于偏执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使得她笔下的世界荒诞而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充满了生活的烦恼和恐慌。葛卫龙步入了“闹鬼的世界”，“被邪灵附身”，“似乎要窒息了”，再也走不出那个充满“放荡气息”的世界。在《创世纪》中，老魏紫通过典当当年的嫁妆来维持家族生计。贫穷、孤独和儿孙的腐化让她无奈地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世界啊！”。在《等待》中，守护着“一大片安全的悲哀”“整个世界像一块潮湿的破布”的佟夫人，是一种无尽的妥协。他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无论如何挣扎，都逃不出时代的梦魇。他们只能是“一个庞大的自我和这个腐朽而美好的世界。两具尸体背靠背绑在一起，你倒在我身上，我倒在你身上沉下去。”一种凄凉、恐怖、不安的气氛笼罩在张爱玲的头上，一种冰冷、没落的气氛缠绕着她，她不禁深感“惘然”。
“生死离别都是大事，没有我们的控制，我们又那么渺小。”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是何欢吗？他们的生活中总有不适和痛苦的漩涡，他们的生活指向琐事、虚无和不确定。葛卫龙看到的生活是“无限的荒凉和无限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我无法想象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永恒的计划，眼前只有琐碎的事情，她胆怯不安的心才能得到暂时的休息。”人生是一种永恒的痛苦，是一种欢乐的虚无，也是一种个体的脆弱和无助，这也让张爱玲觉得“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怯生生地越缩越小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痛苦。”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败者，被旧的生活方式所封闭，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时跟不上生活的胡琴。他们实际上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他们所依附的阶级的没落命运。他们扛不住即将消失的繁华，也不想坠入红尘，投胎为新人。和无头苍蝇一样，都是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面前，一个充实而鲜活的生命被扭曲成一个干瘪、苍白而平庸的工具。人是无法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的。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面对命运，我们只能无奈地感叹:“人生是盲目无知的，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二
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是张爱玲的中心主题。“一般来说，我写不出‘时代丰碑’这样的作品，也不打算写...我只是写一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我的作品中没有战争或革命。我认为，人们在恋爱时，比在战争或革命时更单纯，更无拘无束。”张爱玲以“男女问题”为主线，将一个个跌跌撞撞的爱情悲剧一一描述。然而，在大量的“爱情故事”中却鲜有“正常”的爱情，爱情是在游戏中进行的。男女之间的虚伪、欺骗、阴暗、龌龊充斥着窒息和侵蚀的味道，让爱情变得无望。在几千年文化的影响下，女人对男人有归属感的依附，男人成了她们生命中的空气和水。
婚姻没有爱情，婚姻只是一对黄金和传统的枷锁。在把婚姻当成职业的时候，金钱成了衡量婚姻的标准。白流苏追求范柳元“无非是求他的钱”。《心经》里，凌青愿意做凤仪的情妇，凤仪可以做她的父亲。无非就是冯异说的:“因为我有钱有地位。”他们或许有一点点真诚，但在“金衣”之下，他们的真诚是那么的卑微。
《金锁记》里的七巧戴着金枷，用金枷角杀死自己，砍下自己的骨肉，成为金的殉葬品，拉了一大堆陪葬品。
《沉香之年》中美丽、善良、纯洁的女中学生葛卫龙，在金钱的诱惑下甘愿“变身妓女”，成为黄金的奴隶，用金钱锁住自己对乔琪莫名的爱。
腐朽的传统文化困住了冲进婚姻城堡的男女，封建传统的背景和没落时代的阴影抓住了他们。《十八春》中，崔志爱惠叔。当老家的乖乖女想自由恋爱，那是不可能的。她和辉叔之间有很深的隔阂，他们都无法跨越。从表面上看，是曼璐的圈套完成了她与的婚姻。事实上，事实并非如此。结局已经不变了。没有朱的阻挠，和就没有结合的希望。石军的父亲永远不会接受满震做他的儿媳妇，因为他和的妹妹曼璐玩，曼璐以前是个妓女。无论是满震还是崔志，都逃脱不了衰落的旧文化、旧思想的迫害。颓废的旧文化把男人和女人围在一起，他们只能原地打转，无法走出也无法逃离，演绎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悲伤爱情故事。
“没有不千疮百孔的感情”，张爱玲笔下有一种男女之间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博弈。《倾城之恋》里离了婚的和同居的范柳媛，这两个旧家庭的弃子，互相抓得不知所措，仿佛抓着救命稻草。。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一个视爱情为解脱，视“女人如脚底泥”的男人，和一个迫切想用最后的资本再次换取物质需求的女人，上演了一场真假难辨，三心二意，煞费苦心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浮气躁的表面打情骂俏，只为一场爱情搏杀，但一座城池的陷落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在毁灭中，他们有了“一点点真心”，但那“一点点真心”是那么的不靠谱。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元“把他的俏皮话留给了别人的女人。”白流苏仍然“有点失望”。
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婚姻却经不起爱情的诱惑。婚姻是枷锁，不可能用它锁住别人和爱情，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十八春几段婚姻都没有爱情。满震和这个世界是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爱是纯洁真挚的，没有利益，没有物质的牵挂(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然而，他们还是逃不出厄运的魔掌。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大多是累的，现代婚姻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只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把结婚作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成了女人的金鸟笼，成了她们永恒的归宿。女人的教养就是如何做一个“已婚女人”。他们“讨好拥有美好身材的人”，全力以赴追求“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工作是假的，找人才是真的”。正因为如此，在堕落的城市中因爱情而离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只有结婚才能摆脱困境。《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家里送她去英国留学，无非是“结婚选个好的”。这些生活在中国古代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人，被囚禁在婚姻监狱里的女人，被男性世界所主宰和统治的女人，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被一只巨手扼死。除了白流苏被一个“传说”订了契约婚姻，其他的，如《金锁记》中的长安和《心经》中的凌青，都在“苍凉手势”中消失了。
三
张爱玲说，“我喜欢悲壮，我更喜欢苍凉。英雄只是力量，没有美，就显得缺乏人性。”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人性的探索上。她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任凭风冷冷地掀掉生命的华丽长袍，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自私、虚伪、孤独和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类灵魂黑暗丑陋的角落。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苍白而无足轻重，没有高尚的情操，善良的心灵，憨厚的性格。他们在兽欲和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缺乏人与人之间，甚至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弟媳之间的真情和互助；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冲突下，他们的人性变得可怕而令人不寒而栗。都是现代社会的“有病”人。张爱玲从人类的“虚伪”中揭示“人性恶”，人类是“不可靠”的。张爱玲笔下的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名门望族的人，比如老男人和年轻女人，公子哥儿和淑女，一旦揭开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虚伪。
《红玫瑰与白玫瑰》主人公童振宝事业有成，侍奉母亲，提拔弟弟，努力工作，热情对待朋友。他先后爱过两个女孩。Rose是个混血儿，珍宝爱她。“她和珍宝随便觉得她幼稚，她随便觉得她有点疯疯癫癫，傻傻的。”这样的女人，在国外很常见，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和她结婚，把她移植到家乡社会，是浪费钱。后来，珍宝爱上了焦睿，一个朋友的妻子。一旦对方要和丈夫离婚，他会因为懦弱而死。就连他和焦睿出轨的公寓也“像一列难以想象的火车，向他呼啸而来，遮住了太阳和月亮。”他还“怀疑自己是个傻子，掉进了陷阱”，他怕毁了自己的前途。在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攻击下，他萎缩了。他不想“堕落”，想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把“真人”藏了起来，匆匆选了个好女人娶了。婚后，她在他眼里成了“很无趣的女人”。他开始留宿卖淫，回来就砸东西，打老婆。他发泄了自己的冷漠和反常。但他还是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包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以讽刺的口吻冷冷地掀开了这个“伟人”脸上的面纱，揭露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和淫荡，展现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痴迷于真实的人性，她的作品充斥着古代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沉香残片——第一炉香》中的梁夫人，想抱着时代的巨轮，闭门做个小慈禧太后。她太丑了，以至于毒死了自己的侄女。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她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轻人。人性变得多么冷酷可怕。《花儿凋谢》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示了一个虚假的、人为的旧家庭，展现了“家”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和矫情。《茉莉花香》还展示了聂晴川这个人性扭曲、畸形、变态的富家子弟的心路历程。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对颓废文化和欲望表现得最彻底的是《金锁记》。曹愿意为生存、为生活、为金钱侍候一个残疾人。他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已经成为智障。她一生都在为金钱奋斗，她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所以她宁愿牺牲哪怕是短暂的幸福。她是一个不能忍受情欲的人，情欲最终把她从一个对青春有着温暖回忆的曹姑娘，变成了一个尖酸刻薄、残忍到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蒋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金枷。她用那重枷角杀了好几个人，没死的也丢了半条命。”她残忍地扼杀了自己的欲望和希望，无法容忍孩子的生活乐趣。孩子们的幸福在她眼里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大家和谐的婚姻，亲手扼杀了自己儿子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引诱自己的孩子吸毒，逼迫儿子坦白床下的东西，折磨儿媳，用她“又平又尖的喉咙”割断了他们的婚姻。乔奇“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地方”，走进了“被吃，吃，吃人”的怪圈。被原始欲望折磨的她，毁了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孩子作为陪葬品，成为“旧家庭中的牺牲品，没落的男权社会中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乔奇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生动地展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恶，围绕欲望揭示了人类心理可怕而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角落:虚假的爱情、无爱的婚姻、脆弱的生命。
四
“如果我经常用的词是‘荒凉’，那是因为我的思想背景存在混乱的威胁。”作者深厚的悲剧意识是由早年与家人的失落感和战时时代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失落感结合而成的。这也形成了作者的复杂心态，决定了他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形成了他独特的悲剧艺术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添新词”的悲伤，而是“丝帕”上抹的冷泪
张爱玲1921出生于上海。她的祖父是张培伦，曾祖父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李鸿章。她的父母在她年轻时就离婚了，因为她的旧习惯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这使得张爱玲的童年分裂成了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异域、光明、温暖、富足，在那里她受到文明和气质的熏陶，但母亲严格的条条框框使张爱玲性格内向。父亲的世界——颓废、黑暗、冷漠、孤独，“整体慵懒而尘封，徘徊在鸦片的迷雾中。”张爱玲不堪忍受父亲和继母的毒打和囚禁，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这一切深深影响了她。“张爱玲因为家庭的变故，变成了一个很沉默的人。她不说话，懒，不交朋友，不做活动，精神长期压抑(王洪胜谈张爱玲)。”然而离开后世界的激烈碰撞让张爱玲无所适从，有一种被遗弃感、孤独感和失去精神家园的自怜感。没落的气氛紧紧缠绕着她，怀旧颓废的情调深深烙在她心里。
"总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崇高的还是浮华的，都将成为过去."随着香港战争的爆发，张爱玲在枪炮声下用冷眼观察着自己乱世的生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金钱和房地产，一切永恒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未来不是我们的”时代的动荡，让她隐隐有了“末日的恐惧”。种种不幸使张爱玲敏感、冷静、庄重、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生活，使她对生活产生了消极的情绪，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悲哀。
张爱玲像流星一样划过耀眼的时代，在“胡琴的咿呀声里，在万灯之夜”里，辛酸地诉说着“生命已自行消逝”的往事。但是，在这个荒凉的“传说”里，我们让悲伤一个个渗入心底，化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