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说》的铭文是一本怎样的书？
汉代舒威中的天人合一
的政治概念
舒威将汉代流行的“天人合一”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它融合了上帝、自然和人:上帝被自然化和人化；自然神化和人性化；人被神化，被自然化。纬书充斥着“天人关系”、“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内容，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比较，为统治者创造神话，因此成为封建君主制度的理论基础。
舒威以政治为中心，把天理想化，把社会功能化。天既象征人事，又积极回应人事，从而表达了作者平等无为的政治理想、政治调适观和政治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众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舒威在汉代思想文化领域有着突出的地位，从朝廷到民间，以及知识界和官僚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发展于西汉末年、辛莽和东汉初。总的来说，舒威的杂文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文历法、地理、风俗、历史、职业、计算等。，但其核心是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它既是一种俗文化，也是一种雅文化，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被政府删除，长期纳入官方学校。
纬，预言，画面，命运不同而融合。“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儒家有六经七经，相应有六纬七纬。早在西汉他当皇帝，为皇帝哀悼的时候就流行了。李训注意到“五经六纬表示对魔术师的尊重”。有学者把董仲舒的《春秋故事》等作为纬书。
“谶”是指预言吉凶的隐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行。后来又与“复明”合二为一。《福明》主要讲的是对天道和吉祥现象的研究。“图”“书”指“河图”“洛书”。预言可以特指河图、洛书，也可以作为上述物品的统称，最初是由阴阳方士发明的。
经儒、阴阳专家、方士的组合，纬度、预言、赐命、图书合而为一，俗称“避讳”或“避讳书”。还有书，地图和纬度，地图和预言，预言和预言。占卜属于儒家的一个流派，与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的文学家往往都有占卜术，比如刘欣、贾逵。当时很多儒生也精通占卜。
陈伟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秩序，但精神过于强大，与王权冲突频繁。三国志没落，屡禁不止，隋朝以后成书的很少。这个版本包括明朝孙谷的蜀和？《韩学堂》系列共有55种占卜，马国汉《于汉·方善·姬叔》有40种纬书，赵在汉编有7种纬书。其中最完整的是日本安珠香山和中村丈八的《纬书集成》。
一、上帝、自然和人的一体化:一元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总观念。如何天人合一，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论述。纬书的特点是各种流派混杂，没有统一的中心，没有逻辑起点。总结起来就是神、自然、人的混合融合。上帝的自然化和人化；自然神化和人性化；人被神化，被自然化。这里的人不是普通的个体，而只是圣人和特殊的帝王将相。
天人合一论，如:“中宫帝尊北极星，含漆瑗，液生一。”“皇帝之帝，北辰之星，包括元、土广，居紫宫，治四方，冠中五品。”“斗士是上天的舌头。”"房间的中心是天地之厅.""仙池说这里有五个黄，五帝住在东方.""南方的星星叫做天库."群星勾连，形成君臣关系。"太白的本质是掌管惩罚的风伯之神."“地为山川，山川之精为星，各以其邦，分则国，亦为精神象征。”在这些著作中，所有的圣王和孔子都是神。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是为黑帝、白蒂、赤帝、黄帝、臧棣而生，有的是为龙种而生，有的是为天的感觉而生，有的是为人的梦想而生，有的是为天的异象而生，有的是为地而生，甚至还有萧何为人间而生。
整合上帝、自然和人的方式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产生关系。宇宙万物都是生成关系，只是元素不一致。
天生成万物，主宰万物:“天如其言。居高临下，是经纬之人，故字大镇，此日之名也。天为体，地盖于其中，日月星辰皆属之。”“杨那组也行，也太b了，分了不同的名字，所以是大日子。”天帝是太乙之神，又称天帝。“帝皇之帝，北辰之星，还含元、、屠光，居紫，控四方。”“皇帝加冕五色，着青衣，着墨，持日月，上有太阳，下有月亮，黄方住昼，谓之五色。”
元气孕育万物:“元气是天。”“元，端也，气春。”“元气之阳为天之精，精为天，散而分布为陈达。”"袁青之气是天空，混沌而不可见."
水万物:“水是天地之口，五行之始，万物之源，元气之液。”
太易乱生万物:“夫生于无形，干坤生于平安？”因此，有太容易，太早，太早，和太素。太容易，没气；过早，气之始也；开始是形式的开始；太素是质量的开始。气之形不离，故谓之乱。乱者，说万物相混，不相分，只是看不见，听不见，跟不上，所以容易。"
八卦生万物:“八卦之序若立，五气必变形。所以人生应该是八卦之体，五脏才会正常，仁、礼、智、信也是如此。万物始于地震，震动东方之卜，阳生，被形之道也，故东方之仁。”
上面说的宇宙万物的“元”是不同的，是互相混合的，不能完全分开。
第二，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天制约人。
“天人同度，教义互收。苍天垂下，像一个人教他所做的事。老师有效，话也有效。”“天有四表以正魂，地有四渎以出书。”“天文地理各有主，北斗七星，田字七府。”既定的爵位、三公爵位、九品贵族爵位、官职都与天象相对应。刑罚也应来自天道:“大君属二百日之刑。”人体器官也对应天地。“头是圆的。”“以适当的方式。”“五脏五行。”“四点钟四肢法。”“九州九秘。”“眼睛就是太阳和月亮。”“人有十八象，皆是佛法之日。”“人的七孔有五脏，外有五行，气的程度也差不多。”就连十二生肖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此二十象以天为基，度以地为度，推及万物，如平凡之方，画天地，乃人取天地之象也。”
第三，宇宙是数字化的。这个概念在《易传》中已经成型。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人之副天”，把数的形象推到了极致，宇宙万物都是由数联系在一起的。“阳数为三，故非三月，阳数极高为九，故三月为一比九十。”“阴阳之性在一起，人在天庭，所以有子。”“三月二十七，七月阳气盛，所以老虎很容易活在七月。杨身高七，所以它的尾巴有七英尺长。满口之言者，阴阳相混。”
这些讨论数不胜数。作为哲学的高度概括，《干一尺牍》中说:“大燕之事，崇天下者数十。”“五十”是指太阳上的十天，早晨的十二天和星星上的二十八个夜晚，整个事物及其数字结构都是由此演化而来的。
第四，宇宙、思想、道德的结合。“三纲的意思，日为王，月为臣，星为民。太阳为阳明，月亮为阴，昼夜而行，星宿为善，星宿分布明亮舒适。太阳为阳之精，耀目明亮，故观之。”“元气大乱，孝在其中。”“君臣之义生于金，父子之仁生于木，兄弟之叙生于火，夫妻之别生于水，朋友之托生于土。”“当王有老有少，各有千秋，则家心有好星。”
虽然舒威关于天人合一的理论非常复杂，不成体系，但有一个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宇宙的统一性和泛必然性的观念。所有的个体都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中，都是必然的联系或依附。这恰恰成为了帝制大一统和专制的理论基础。
第二，君主专制精神
政治观念是舒威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然的。一方面，舒威是儒家经典的诠释和发展，儒家经典是政治教科书和法典，这就决定了舒威也必须以政治为中心；另一方面，汉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思潮，关注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论证当时社会的合理性，以及如何调整社会关系以避免不幸。舒威彻底发展了这种思潮，直到它变得庸俗和粗糙。
由于其强烈的政治性，舒威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仅将其视为官方之学，还将其视为"内部之学"，而儒家经典则陷入了"外来之学"的困境。明帝命王沧正将五经中的章节、句子以预言为准；张帝命曹豹写《礼记》，是五经中的杂文。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舒威，除了直接利用它为自己创造预言性的神话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充满了君主专制的精神。
贯穿纬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造神，“每一个天子都是五帝之宝”，神化古代帝王和刘邦，可谓纬书作者的新创造、新发明。在《舒威》作者的杜撰中，孔子这位大圣人，几乎是汉家的先驱，为汉家而生，为汉家创造了一个大道理:“秋兰史记，引古图，推演天象之变，是汉之法，陈旭目录。”"命令皇帝毛(刘的简称)下台."刘邦不仅在赤帝之后，而且还预定为孔子坐天下。在一派神话中，汉家成了历史的必然。当然，舒威对汉家的话也不是没有异议，但主导地位是为汉家创造神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神话是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最佳展示，反过来，创造神话又为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社会心理认同的基础。
皇权的神化是舒威君主专制精神的最好体现。皇帝祖籍太素，连接天地，建立“五始”，修德成化，统一阴阳，连接神人，体现历史。总之，天人合一，帝王为枢纽。
太素是宇宙的本原，所以“反是道之本”。“帝得其根，王得其荣，士得其枝。”与太素的根相融不仅是帝王成就的条件，也是帝王的功能。
天地万物生，天子连天地:“天子尊，灵连天地，血脉连日月。”它包含了五帝和天子的精华。“天子之灵血，乃天地自身之体现，天地之功能，可与天子之功能融为一体:”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统一阴阳，招班造神，故称帝，帝之言:也。”“帝承天理，立五宅(五帝庙)，尊天重象。"
皇帝的作用有时被神化为最原始的创造者:“黄帝受命有五始(亦称“立”)。元，齐之始；春天是四点钟的开始；国王，秩序的开始；正月是政教之始。”“元，端是也，气泉无形，分有形之分。你看不见，却听不见。”黄帝虽然是古代皇帝，但其功能和“元气”是一体的，比元气更丰富、更全能。
基于以上原因，帝王自然成为人类秩序的起点和准则:“诸侯除非服从君王的统治，否则不能在其位，正因为他不能为正。”
皇帝是与万物的“元”、“神”、“德”融为一体的。“子曰:帝如元，逍遥无言，德也。”它的意思是《恭城八年·春秋公羊传》说:“贤而和者，谓之帝。”“德和天称帝；”河》和《罗》都受到好评。可释仁义，得为王，傅锐为天，天下归德。”《春秋文要狗》云:“王以德，神愿以德，人乐以归。”皇帝既然与“元”、“神”、“德”融为一体，自然成为人间的绝对权威。
等级制度是君主专制的基础。舒威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等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人受制于天，天本身就是一个等级体系。人是天的副手，世间万物必然是一个等级体系。人本身就分为“圣人”和“愚人”。“人与天地三才。天见象，地显效，人做事，与天地相连，立为三。本质清者为圣人，最浊者为愚人。而那些头脚相同的，和平常不一样的，都是动物。”圣愚先验理论是等级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六爻的排列在《干一尺牍》中被视为社会等级的象征和表征:“最后，第一位是元秀才，第二位是博士，第三位是三公利益，第四位是诸侯，第五位是皇帝，最后一位是祠堂(郑玄注:祠堂是人性的终结)。凡此六事，阴阳进退，君臣兴亡，万人皆象。”分级的原则无处不在，甚至乐器的音色也与分级制度相匹配。《岳家》曰:“八卦以干为本，八音以骈为本，故骈为器，其声为石，其卦为干。位置西北，天弯，所以也有区分(不要)。故有西有北，有时有冬秋，物有金石，有贵贱，有上下之位，亲昵关怀之礼，皆在此区分。”这些现象的搭配和排列确实无关紧要，但却能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中让人信服，其本质就是等级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郑对人的层次、生活方式的层次和所用物品的层次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祭品和器物的等级制度由来已久，《舒威》的新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天人合一。
等级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个人统治与支配、占有与占有、专制与专制的关系。舒威多次从天制约人的角度论证君主专制的必然性。“天地皆在，君臣皆生。”“三才，天、地、人。天有阴阳，地有刚柔，人有仁义。有六个人练习这三种方法.....天动而施任玥，地静而理，义为上，义为上，上为专制，下为顺从。若形如其人，则道德立，尊则定。”这种类比在科学认识上是不合理的，只是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是，方法论往往比理性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作者得出的“上级专制，下级服从”“尊卑已定”的结论，就像方法论一样成为了一种自然的理论。《干一敕都》从“夷”的变化中肯定了夷姓的革命，但同时又论证了君臣地位不变。“不易，其也。天在上，地在下，君之南，臣之北，父坐子上。这并不容易。”他还说:“君主始，臣永远是对的。故功之位在海，坤之位在末，故阴阳之位明，君臣之位也定。”对于皇帝来说，臣民要服从君主是不言而喻的:“臣坚定，也清醒、审慎、正直。”各级贵族，男、男、男、男、女，也都要“遵守国王的政教礼仪，治理国家，修身养性”。
纬书中的绝对主义精神还表现在用“一体化”的方法来论证社会指导思想、上帝、自然和人是相互渗透和体现的。
礼乐是儒家思想的主干，舒威对礼乐的神化尤为引人注目。《李继明·郑》说:“震动之礼也，与天地同。四时合，阴阳为符，日月明，盛衰相和，则物如其命。”“礼乐制度的天意是景行所见”，“王之礼是宇宙吉祥”。礼与气、日月、阴阳、神鬼融为一体。
“音乐动感乐器”对音乐与音乐融合的精神做了非常独特的展示。音乐以“五元”开始(上元——天气；夏媛-地气公司；中原——人气；当生机——受气于天，广布于地，出入于当时万物；风充满活力——万物随风成熟。天有五音，地有六律。五个声调各代表一个社会角色:宫-君；商臣；角人；符号事物；羽毛一样的东西。五音也代表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况。每十二个月有一段旋律，就是十二月节奏。人的五脏兼容五音；五音对应五星，配合四时阴阳五行四方。古代圣王各有各的时代音乐。这些话语接近于胡诌，但其作用极其重大。礼乐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神化礼乐是神化当时社会的基本制度。
仁义礼智信被儒家视为“五常”，“五常”是天地阴阳五行五方的精神体现。《干一尺牍》说:东方是仁，南方是礼，西方是义，北方是信，中央是智。“中央故索四方，智之也。因此，中央政府是明智的。所以道是以仁、礼、义、信、智为基础的。五者之德分，亦在天人之际。所以圣人知天意，理人伦，有智慧。先贤以阴阳定，以新闻定，立乾坤一统天地。”《石维》说:“木神仁者，金神义者，火神礼者，水神信者，土神智者。”《孝经》中还有一个公式:“自然是生命的质量，如果是木，那就是仁，金是义，火是礼，水是智，土是信。”
汉代特别提倡孝道。舒威对孝道的论述与上述方法相同。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孝经·左奇》把孝作为混沌元气的性质之一，其中“元气混沌，孝在其中，日月星辰自照，人孝忠信以显己”。
更有意思和荒谬的是，人体器官也被道德化、神化，变成了天地。《孝经》云:“肝仁，肺义，肾智，心礼，胆破，脾服，膀胱难，星宿造，月存，肠响。人有十八象，皆是佛法之日。”他还说:“头圆天成”、“脚自然”、“五脏自然、五行自然”、“四肢自然、四时自然”、“九招自然、日月自然”。更令人费解的是，所有的器官都被道德联系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功能。“脾仁如此直观；肺正气引起鼻部症状；心为礼，故耳为弱，肾信之。脾有智，故口为海。”
以上所有的论点，在今天的人看来都是谬误，但在当时都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尤其是“整合”的方法论，成为思维的天然前提，其意义不可低估。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不仅得到了合理的论证和解释，而且融进了人们的身体，成为人体器官的一种本能和功能。人完全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部分。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占卜经常攻击统治者，而统治者却仍然把它奉为神圣的学问。
如果我们在这种时代精神的背景下看待形而上学的未来精神，我们就能真正体会到形而上学的历史意义。
第三，平等无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调整
天人相应的思维模式中有一个天然的理念，就是把天理想化，把社会功能化。天道就像招聘人事，积极应对人事。在这种互动讨论中，作者们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调整和政治价值观。
天帝铁面无私，人间帝王首先要走这条路。“帝，天；国王，叫做。以主之名，天有五帝，人有三王。”“皇上，天也。德配天地，无私公位，谓之帝。天子，循天理，导致政统，各得其所。父母养人，至尊称号也。”其他书里的“皇帝”和“天子”差不多。岳贾曰:“德如天地，义为王。”总之，“公”是天子的第一德，“无论有无政，都称之为“帝”。主人必须遵循法治天道，制度:“文王因阴阳而定新闻，为坤之脊梁，治天下。“人要像‘露水滋润草’和‘慈惠诸民’那样的‘成人’(按正确)，圣人之义者也。成人者，与天地和谐。"
皇帝的职责是带来和平。“明成祖好太平。”"皇帝受命永远维护法律和秩序。"通往和平的道路是和平和无为。
平均不是平等或绝对平均，而是基于级差的协调和相对平衡。《乐·谢威·郑屠》对君平有一个提纲式的描述，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施雷区。“圣贤授地于民”，每家一百亩。“用九顷，分成八顷。上层有九个农民，中层有七个，下层有五个，不足为官，贫民无饥之忧。”《乐威》对井田制另有设计:“九井，八* * *治，公地八十亩，外二十亩为八井灶房。”这为各种雷场理论增加了新的设计。
第二，实行“五个平均”这里所谓的“五平均”，与王莽的“五平均”不同，是指“贪官；强者不侵弱者；聪明人不是傻瓜；城市没有两个价格，一切都一样，四点* * *了；不止是公众，还有世界。”
第三，有不同程度的尊重和自卑。君臣有别，上下有制，礼义明显，女工差，男工有礼，宫室有度，规矩适当，大小合法，贵族差，上下平稳。
第四，崇拜尚贤。“圣王承天定爵位，封号者不能越权。”“成功的人是高尚的，失败的人是被惩罚的。”
第五，处罚适当。“圣王承天使刑，刑杀千杀万，使死者不惧，生者不怨。”
平等是制度，无为主要是政策。制度定了，我们就什么都不要管了。《春秋·都云疏》云:“若以德告人，伏羲、女娲、神农是黄三。”。皇帝就是天，天也不说什么，四时万事。黄三挂牌坊，无所作为，但民不违德。”子曰:“政静而恶。”《韩力文家》说:“王深礼之制，不伤财，不伤民。君、臣、统正。”
平等无为一方面是针对汉代的社会动荡和弊端，另一方面是人们超越朝代的政治理想，在封建时代颇为流行。因此，它超越了政策的范畴和各派的局限，成为中国古代民众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理想源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实却是一回事，往往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舒威和汉代思想家几乎一致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由人造成的。“所有天象的变化都是基于人员的感觉，所以邪星对空互见。”
道德的丧失和政治的混乱会造成天象和自然的变异。这类论述不胜枚举，仅列举几个例子以示其概括性:“帝不道德，政失平衡，则月满。”“逆天而行，无人情，夏雨雪之时。”“人不擅秀才，必被绣，犬狼吃人，则六畜谈。”“丈夫若无礼惹人厌，干鱼螺必成蝗。”“不义之人入狱，十月不下雨。都说王刑不均，民不义，则秀利加米辱骂，天不下雨。”
道德的丧失，政治的混乱和无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同时也会造成整个自然界的无序和混乱。这种观念无疑对主人有着积极的约束和谴责意义，但却夸大了主人在谴责中的影响力。它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强化了对政治权威无限渴望的社会心理，这是很可悲的！
另一个与上述讨论相反但方法相同的想法是，天象的变化表明政治的变化或对一种政治行为的谴责。这是天谴的概念。这是汉代流行的观念，就连王充、张衡等反对占卜的人也相信，只是更为谨慎，所谓“实证”。舒威的特点是过度使用，利用天变来讨论政治，传播诽谤，为政治变革制造舆论等等。政治事件很多，不管这些。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荒谬:“正月月食，泼妇得病，石四千……”“月破屋星，四足虫死，期未出年。”不言而喻，将其视为现代人是荒谬的。但在当时，这种化天为证据的流行还是相当能够赢得各界人士的认同和信仰的。一个预言在某些时候可能胜过十万大军！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
既然天道变异的根源在人，也在人，那么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人要扶正祛邪。“夏真，法治麻烦，徭役急迫，政令数变，故无定法。”补救的办法是“积德立功，从宽发落，消灾不惩”。“君主政治上开明贤惠无疑是好事，但也包含了君主能拯救众生的观念。当人们劝君改邪归正时，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君身上，从而使自己变小，君变大。人们因为这种恨君、望君的心态，无法跳出对君的崇拜，这是一个悲剧。
在政治调整中，最激烈的是“革命论”。《舒威》的作者从命运和历史上解释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永远的家。"自从黄三以来，命运一直不好，以至于一个姓已经不在人世了."“天道恢弘，非帝王之作；一个国王才华横溢并不常见。顺命者存，逆命者亡。”“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天道无错，是圣人。”在讨论“义”的含义时，干一赤水曾谈到“革命”的必要性。“此恒不能成朝，与天地为敌，其残忍也。当文王在遇到鲁(商)时，两人不能成亲，妲己很会糟蹋尹以破之。大仁享正季七百国，易之。”
“革命”改姓是必然的，甚至是规律。但是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以下几点很重要:
第一，王的暴政像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一样顽固，造成了“天地反”之势。整个社会机制腐败，只有革命才能让天地之道正常运转。
第二，革命的承担者必须有上帝意志的标志。前面说过，文王有九尾狐的美誉。正如《春秋表现洞图》所说:“天帝为五帝之宝，各有叙事。根据第二运气，从一开始就必须有神灵的象征，这样才能建立等级。”纬书中对历史上“革命”的符号的编造极其复杂离奇，陌生是一种神圣的符号。
第三，新国王受命改革。“三百王一法”“五帝不同情”。《岳薇》谈天以“质”为特征，真正的“质”是“文”。长期的品质和文风都有弊端，品质和文风必须改变，相辅相成，所以有体制改革。
“革命”就是改姓，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变革。“革命”论是社会的普遍认识，连皇帝本人也不否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公开谈论，只有在社会危机时期才允许或禁止。如果进行镇压，“革命”论就会从宫廷走向社会、民间，甚至暗中传播。这种情况在西汉、辛莽和东汉初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革命”虽然涉及政权更迭，但只是调整基本制度的手段。基本的封建秩序不变。这也是干一赤水的“容易”和“不容易”。总之，虽然是“革命”，但离不开君主制。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古代的“革命论”和民主论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一次政治调整，可谓凶猛。
天人合一是汉代的一种思维方式。舒威将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了极致，并将其推向了极致。到了极致，虐是必然的，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并没有虐，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道理。威权政治不仅需要理性的论证，更需要神的装扮。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其特殊的作用。
(原载《文史哲》第1993期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