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说明中国运载火箭是卫星发射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英雄壮举。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打破了超级大国对尖端航天技术的垄断，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勇攀高峰的决心。
心，力大无穷，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和发射过程中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强协作、勇于攀登”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勇敢探索的力量源泉。
35年后的今天，重温当年的历史，对于弘扬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对于推进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让我们再创中国航天新的辉煌。
总理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旁白:董纪(时任周恩来总理秘书)
撰稿:中国航天报记者冯春平
周恩来总理为这次发射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周总理都给予了开发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就在卫星发射前，周总理专门听取了卫星和火箭试验情况的汇报。针对发现的问题，他要求参试人员谦虚谨慎，进一步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卫星、火箭转移到发射阵地后，周总理还叮嘱我们在发射场要细致检查，不要放过一颗螺丝钉。后来他提出卫星发射要满足“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入轨准确、预报及时”的综合要求。
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正值“文革”动乱时期，一些重大事项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在召开专门委员会之前，周总理将广泛听取专题报告。参加专题报告的人员名单由周总理亲自审定，每次都有几十人，包括参加科研、生产、发射等各个环节的代表。周总理特别善于最大限度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重视听取一线开发人员的意见。每次开会，他都专门邀请一些普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向他们询问卫星的生产和质量，比如电池板的材料，转发器的生产，了解得非常仔细。
开专题汇报会的时候，一般会安排一顿饭。只要知道有工人代表参加，周总理就会特意提醒你上点好点的菜。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周总理一直希望借此机会为来自基层的同志们改善伙食。当时比较好的菜是“卤菜”，里面有肉丸、排骨、粉条、白菜等。很丰盛，主食是米饭和一些零食。吃饭的时候，周总理叮嘱工作人员要照顾好从一线过来的同志，还特意请了钱学森、朱光亚、任新民等专家边吃边聊，聊生活聊工作，很是随和随和。
那年劳动节，周总理在的主席台上，向主席介绍了他所熟悉的发射卫星的英雄们，并与首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饶有兴致地聆听了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
在帅府看卫星划过夜空
旁白:周俊伦(时任聂元帅秘书)
撰稿:中国航天报记者冯春平
1970年4月25日上午，聂元帅刚刚吃过早饭，他的秘书周俊伦向他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聂帅听后非常高兴，感慨地说:“要不是时局的影响，卫星早就可以放了！”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奠基人，聂元帅从50年代起就一直组织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并多次亲临一线检查指导。
1965，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和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科院提出了研制卫星的建议。同时，国防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也向国防科工委、国防工业办公室提出，要把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纳入国家计划，尽快开展研制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同意这两个建议，作出了只要有力量就要积极建造卫星的指示，并委托张爱平同志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研究。
“文革”期间，聂帅受到打击。和普通人一样，直到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他才知道这个消息。文革期间，聂帅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会见客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聂帅仍然非常关心卫星的发展。由于生病，他委托他的秘书甘和周俊伦替他去五院了解正在研制的卫星，回来后详细告诉他。聂帅在法国留学时做过锁匠，所以他强调手艺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好的手艺，什么都做不成。卫星是复杂的、高度集成的技术，这个过程绝不能放松。”
1970年4月25日8时，聂帅和家人、秘书一起仰望夜空，等待卫星飞过北京的那一刻。8时29分，“东方红一号”以璀璨的光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家人和秘书的指引下，聂帅见证了卫星划过天空，老人欣慰地笑了。
中国的第一颗星有着明亮的背景。
旁白:屠元基(钱学森秘书)
撰稿:中国航天报记者石磊
翻开记忆的相册，35年前钱学森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往事历历在目。钱老的秘书屠元济指着他的书《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
钱学森实际上是整个卫星、火箭、地面设备的技术总指挥，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总是走在最前沿。有一次，为解决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进行了半模拟试验。结果出现了火箭体剧烈晃动的异常现象，设计人员不知所措。钱学森来到试验现场，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他凭借丰富的知识，坚信火箭滑行段处于失重状态，地面模拟试验并不代表太空运行的实际情况。所以“摇晃”不会影响飞行。钱学森的“干坤”二字，加速了火箭的发展。在卫星的研制中，针对许多技术人员想用这颗稀有卫星进行各种太空探索的要求，钱学森反复做工作，指出要服从大局。他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颗政治卫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和“听到”是这颗卫星的使命，一切都要服从大局。当卫星整体超重时，他果断决定，凡是与音乐广播《东方红》相抵触的，都要让路。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钱学森在酒泉发射场的庆祝大会上讲话，他盛赞这一伟大创举。然后，他现实地说，由于卫星发射时间的推迟，日本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先于中国发射卫星的国家。和日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差距，让中国排在第五位，作为领导人我觉得有点遗憾。
5月1日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门口接见了发射卫星的英雄们。这时，钱学森悄悄从前排退到后排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毛主席转身想和他说话，却找不到他。
三十五年后，中国第一颗星的底色还是那么鲜艳。因为，它是千千成千上万像钱学森这样的科技工作者用真诚的鲜血铸就的，它是光明的，永恒的。
周总理祝愿卫星一路平安。
旁白:任新民(长征一号火箭总设计师)
撰稿:中国航天报记者刘思言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当年五一，作为发射卫星的功臣，任新民和十几名航天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任新民同志，请到前面来，不要总是躲在后面。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当听到周恩来总理在人群中喊自己时，任新民特别激动。后来，周总理把任新民介绍给现在的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是“我们放卫星的人”，语气中带着自豪。其实，周总理与东方红一号卫星、任新民的关系远不止于此。
作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指挥员之一，任新民曾任航天五院第一分院副院长，长征一号火箭第一、二级液体火箭总设计师。1970年4月24日晚，当东方红的音乐在太空回荡时，任新民想起20天前，他和钱学森从即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返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卫星发射进展。周总理听后，最后对他们说:“祝东方红一号卫星一路平安。”任新民仰望星空，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这句话。
然而，更让任新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们告诉周总理，火箭里发现了多余的东西时，还很平静的周总理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他以批判的口吻警告任新民等同志:“你们的产品是死的。你可以移动它们，也可以随时清理它们。无非就是晚两天出厂。如果你带着多余的东西上了天堂，你就不能原谅。”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话语，让任新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但后来，当他们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周总理关于卫星发射的两个电话，让任新民感到肩上的担子有了更坚强的肩膀与他分担。回忆起周总理对航天事业的关心，任新民永远不会忘记。
航天精神铸造中国第一颗星。
旁白:孙家栋(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
撰稿:中国航天报记者杨健
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35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东方红一号总体技术总监孙家栋。谈及“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过程，孙家栋说，是航天精神成就了中国第一颗星。
孙家栋说，研制卫星，团队是基础。1967，五院刚成立的时候，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国防五院第一分院，一个来自中科院。前者参加过导弹研制，有系统工程经验，但缺乏卫星的理论基础；后者有一定的卫星理论基础，但缺乏工程开发经验。尽快整合这两个团队并不容易。在聂元帅的关怀下，航天人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卫星研制队伍迅速建立并形成战斗力，仅用三年时间就把卫星送上了天。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协作、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为成就如此盛事发挥了关键作用。孙家栋回忆说，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以小型电气连接插头为例。当时国内能制造20针以上合格插头的企业很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拿着总理府的介绍信，通过当时主管上海的校长，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几个有经验的师傅。经过反复讨论和试验，终于制成了这颗卫星所用的插头。
为了尽快研制出这颗卫星，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工人，无论是党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充分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529厂的一个工人处理不好卫星表面。当他得知另一家工厂掌握了这项技术，他连午饭都没吃，就骑着自行车去求教。直到晚上天黑，他出来才发现自行车丢了。原来他太着急了，没锁车。那时候自行车是“大件”，很贵，但是很多天，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有了“东方红一号”的成功，才有了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航天事业的里程碑
旁白:齐发仁(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监)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杨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对中国航天事业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曾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监的齐发仁说。
5月1日，1970，齐发仁、实验队其他代表、原国防科工委领导应邀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节日晚会，并安排他们乘专机从发射基地返回北京。但当时参加节日晚会“穿最好的衣服”的要求，让齐发仁觉得很尴尬，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没有什么“好衣服”。好在老五院是军队组织。在他所有的衣服中，他发现最好的衣服是军装。节日晚会上，齐发仁身着军装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迎接。晚会结束后，周恩来还特意留下来与代表团17成员合影留念。周总理让齐发仁站在身边，齐发仁却不敢站。因为当时参加合影的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而齐发仁只有37岁，周总理和蔼可亲的态度终于打消了他的顾虑。
齐发仁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本薄薄的旧书《人造地球卫星》，价格0.20元。这是远在哈尔滨的普通工人卓琳送给卫星总工程师的珍贵礼物。翻开书的扉页，有一段卓琳写给齐发仁的留言:“2002年8月3日，我偶然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动物园附近的一个书摊上看到的，现在送给你。”
齐发仁告诉记者，这本书是卫星发射当年出版的，印数不多。收到这本书让齐发仁特别开心。因为他当年看到了这本书，却没能保存一本，没想到30多年后还能得到这么一本值得纪念的书。齐发仁激动地说，“看到这本书，我想起了当年的一切。”
还有一件小事，齐发仁记了35年，那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三级技术总监杨南生的一个承诺。齐发仁幽默地说:“杨楠生说发射成功后请我吃烤鸭。我已经35年没吃过了！”
为卫星准备了大量的“大米”。
旁白:杨南生(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固体发动机负责人)
撰稿:中国航天报记者刘思言
1970年4月24日，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时，负责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杨南生激动得热泪盈眶。
早在担任上海机电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时，杨南生和他的伙伴们就在研制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同时，梦想着建造中国自己的卫星，甚至还画出了卫星的草图。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条件，造星只能停留在梦想中。幸运的是，上天给了杨楠生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发射成功后不久，杨南生被任命为中国新成立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航天五院第四分院主管技术的副院长。1964年8月，四分院固体发动机入选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为此，该院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杨南生任组长。从1964年8月到1970年4月24日，杨楠生终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自己早年的造星梦想。
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没有在轨发动机，火箭三级自然承担了在轨发动机的任务。卫星发射前，杨南生被要求向负责卫星发射的人报告火箭第三级的数据，以计算卫星的轨道。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杨南生报的是相对安全的数据。计算结果表明，卫星将进入近圆轨道。发射当天，火箭发射后，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最后一推，将卫星送入更椭圆的轨道。这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至今，杨南生还记得钱学森在现场给他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当发射团队返回北京时，在欢迎的人群中，一直被视为杨南生先生的屠呦呦幽默地对他说:你为卫星准备了很多“米”。他说的当然是卫星的近圆轨道变成了椭圆轨道。言下之意，长征一号火箭三级推卫星的推力真的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