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史诗性？什么是史诗？如果我侧重于文学的史实，我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一、什么是真正的“史诗”作品？
虽然把史诗作为小说的评价标准几乎是学术界的常识，但究竟什么构成了真正的史诗作品却很难有定论。我们不妨追根溯源，看看美学史和文学史上已被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理论上，关于史诗小说的文章一般以黑格尔的美学为蓝本，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沉默的顿河》等作品，通常在创作中作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到史诗的概念时，把它理解为与抒情诗、戏剧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正如朱光潜所说，黑格尔“显然没有在小说上下功夫”，②？他主要将荷马史诗视为“形式史诗”和叙事文学的最高典范来界定其性质和特征。综上所述，他认为一部“真正的史诗”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以对民族和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描述了社会“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手段”，“展现了民族精神的全貌”。
2.？史诗所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以及个人意志和感情，还没有划分。
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或许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们相隔不远。作者完全熟悉那种生活以及它的观察方式和信仰方式，作者那个时代的信仰、观念和意识与之相一致。
4.？作者在创作时没有被外来强势文化奴役，没有被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束缚。他在创作中自由独立，对他所描绘的世界了如指掌。他的全部思想和精神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让人读了之后感到亲切和舒服。
5.？读者可以从史诗中领略到“英雄的荣誉、思想感情、谋略行动”和“高尚生动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了人性和民族性的许多方面”，但他们是完整的人。我们不应该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主人公“把分散在国民性格中许多人身上的品质集中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自由的、美好的人”。
6.？史诗创作的主要因素完全退居幕后。“人们从这些史诗中看不到诗人自身主体的思想感情”，作者也不出现在作品中。“作品好像是自己在唱歌，自己在出现”。但作者已经“把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投入进去了”；作品表现了“全民族的大事”和“观察全民族的客观方式”，但却是由一个特定的作者完成的。
7.？最适合史诗表现的主题是战争，“因为整个民族在战争中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境中体验到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机是整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自卫”。
8.？以战争为情节基础，“题材广泛丰富，可以描写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其中，勇敢起着主要作用，环境和意外的力量仍有其地位，不会被削弱。”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史诗在结构上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④?
黑格尔之后，一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叙事作品(主要是小说)也被称为“史诗”或“史诗作品”。按照这个标准，《战争与和平》是当之无愧的。《静静的顿河》虽然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但也是公认的史诗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左拉的《鲁贡·麦卡尔德一家》也是史诗，未免牵强。
这里需要分析一下当前学术界的一个误区:史诗虽然是对小说的一种褒奖评价，但并不是衡量小说优秀与否的唯一尺度。它只是小说中的一种标准。比如《红楼梦》这部中国最好的经典小说，它之所以不是史诗，是因为它的主题不是一个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它没有着眼于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它的主角也不是英雄。它通过详细描述日常生活的琐事而获胜。《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小说，而《儒林外史》不是，虽然它写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儒林外史。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和《解放》是史诗作品，而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大战克莱默》不是，并不代表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低于前者。
但无论如何，史诗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震撼力是决定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因素。
在“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和《农村巨变》不是史诗。虽然红岩讲的是英雄，但好像不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太阳》、《三家巷》都是史诗，但姚的《李自成》是第一部符合史诗标准的。
二、《李自成》是最具史诗品格的“红色经典”。
李自成的史诗性，学术界并不认可。有很多积极的观点。在刘再复与姚1987的争论之前，持这种观点的占多数，后来也有一些。⑤?否定的观点，当王彬彬的《论李自成为“人学”》第6？作为代表。总结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的理由是:1。作者不尽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李自成的写作存在一些不足:人物没有发展和深度，缺乏对人物灵魂的洞察和对灵魂的挖掘，未能写出人物的“精神之战”；3.？这本书的结构支离破碎；4.？“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这是该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作者的意图太直截了当，不会被人们咀嚼，也不可能形成“雪梨”。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李自成》的作者有没有把人写好。普通读者和评论家对人物的印象还是很深的，并不觉得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抛开李自成、高福这些颇有争议的形象，至少、郝、牛金星、、张这些人性格鲜明，而崇祯、洪承畴、和这些明朝的君臣形象，都是没有脸谱的。作者把他们写成“人”，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向崇祯借钱、督杨嗣昌、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难等单元，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精彩篇章。至于说“性格没有发展”，这个判断是不客观的。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在第一、二卷逆境中不气馁，在第三卷事业如日中天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发展为刚愎自用的自信，从克制个人情欲到逐渐释放而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也明显从平等亲近到逐渐疏远。即使人物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史诗性——伊利亚特和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发展了多少？如何判断一部作品的“灵魂挖掘深度”，不同的读者和评论家都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人的潜意识或者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人性的深度。的确，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找到了以前小说从未触及的领域，在心理描写上更进了一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潜意识写出来的作品就一定比没写出来的深刻。我们不能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一定比司汤达的《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的《石秀》就一定比施耐庵的《水浒传》好。另外，不一定非要把《心灵之战》写成史诗般的作品。相反，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国家信仰和个人信仰、个人意志和情感并没有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比如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之战”。他们非常坚决地按照他们既定的信念行事。“他本来就是。⑦李自成的结构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但并不“支离破碎”。它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其美学成就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肯定。即使是否定李自成英雄形象刻画和作者历史观念的人，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心中有计。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几乎是史诗作品的共同特征，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雪梨”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
有评论认为，“红色经典”很难被称为真正的史诗作品，因为它们在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描述正面人物时过于理想化，“缺乏对其所代表的历史的先验把握”。⑧?那个时代的作品被主流意识形态框定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的读者也是无情的。他们判断自己的作品有没有文学价值，当然不会因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而给“情感分”；一部作品能否代代相传，取决于作品本身。然后，从“历史”的角度检验“红色经典”中人物的理想化描述，研究其“对所代表的历史的先验把握”。
先说理想主义。李自成人物塑造的“现代化”及其正面人物的完善，一直是其被批判的主要原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太红，老仙太神，老八队如老八路”。在我看来，只谈“现代化”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为了让古代人拥有只有现代人才拥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会说的话，如果不是有意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华而不实”，或者像今天的一些“笑话”那样“恶搞”，那无疑是失败的；不过从古代作品中看到一些现代气息也是正常的。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必然会以今天的视角“重读”历史。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历史，但一定会融入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这不仅是一个缺陷，也给作品带来了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12世纪是丹麦人，但我们可以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是类似的。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仅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常见；不仅是“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和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丽娅姆和冉阿让，《朱桓公主》中的魏紫都属于这个形象。那些缺点明显的人物形象可能更真实，更令人印象深刻，但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的两大主流，因为人类不仅要认识现实的真实，还要追求比现有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是不完美的，所以人们在幻想中用艺术塑造这种完美，并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对现实缺陷的虚拟补偿。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因为这种需求:现实中有俊男美女，也有心灵美、善良崇高的年轻人，但把出众的帅气和极度的善良、聪明、脱俗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只有在艺术界才能看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也有练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一辈子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者练武。有些“红色经典”只突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是对现实的高度“净化”，就像琼瑶小说中的人物一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只知道练武一样。这种完美人物的艺术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理，是否能在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正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样的人物也有其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
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作品的“超越”问题。毫无疑问，“红色经典”中主要人物的理想化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自身的自然生命体验或生命见解是否与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或者是否自由甚至对立；如果有，到什么程度。“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过中国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逐渐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之前的“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的“具体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达成，要么是因为作者与当时的主流思想观点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要么是因为作者原有的五四个人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强烈愿望，使他主动改造了自己自然的精神世界，他们已经形成了用主流思想观点看待人和事物的习惯。所以，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过多阻碍他们的创作思维，反而让他们觉得在把握历史上有了豁然开朗，获得了自认为“深度”的东西。这是否符合黑格尔“国家信仰与个人信仰尚未分裂，意志与情感尚未分裂”的史诗理论(11)？形势。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有的特点，使得一些“红色经典”往往会溢出主流意识形态。如《红旗谱》描写了与冯家的关系，父子关系，《红太阳》中的“反派”与李自成，《林元》中的邵剑波形象及其与的关系，《青春之歌》中的恋爱心理。“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其所代表的历史的超越性把握”，取决于如何理解“超越性”。不同的参照系会导致不同的理解。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和以往的农业著作，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但按照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来看，它没有超越性，甚至是明显“过时”的。那么，史诗作品是否一定要远离历史时期的概念，甚至是对其进行负面的反思和批判呢？不一定！黑格尔的意见正好相反:
如果当前现实强加给诗人的信仰、生活、习惯与诗人用史诗般的方式描述的事迹没有亲密的联系，他的作品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它是诗人想要描述的，也就是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又是诗人自己的意识和时代观念的世界，本来是独立于这个内容之外的。这两个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但根据不同时代的原则，又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诗人自身的精神与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产生的精神有着根本的不同，就会产生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适，甚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习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产生的精神”如出一辙。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经典史诗:荷马歌颂希腊英雄的英雄智慧，而没有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不引用黑格尔的论述作为衡量所有作品史诗品格的金科玉律。现代史诗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的《沉默的顿河》是一部杰出的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现代史诗。我觉得《创业史》不是最典型的古典史诗，因为它讲的是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者战争暴力的场面。但上面的引用至少说明，负面反思不是史诗作品的必要条件。
作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性的，因为它几乎具备了古典史诗作品的所有特征。它选取了明清时期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军事斗争事件，在反映生活的广阔性、人物的众多性、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空间的宏大性等方面几乎无人能及；其鲜明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的语言，生动曲折的情节，严谨的结构，多变的节奏，都是普通读者和专家所体验到的。整本书充满了英雄主题，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它不仅描述了金戈马铁的战场杀戮，还包含了日常风俗的有趣图片。作者对历史的成败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既看到了一种必然趋势，也不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没有夸大生理本能因素，但也不是没有相关描述。比如洪承畴在清朝之前剃光头时的生理感受的描写就很精彩。新时期后李自成被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叙事”取代，成为社会审美心理的主流。文史界对过去正统的历史观进行了反思，使之有些过时。不排除与作者自身人格的自负自大有关，也不排除某些权威批评家为了推出自己新的美学思想而贬低它。1980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媒体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先受到教材和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之前看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老读者，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没有看完其他三卷。这在出版物铺天盖地，读者追求新奇的今天，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我们不能在“发现”张爱玲之后，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进步，但如果从时间距离上来看，他们的整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反转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新”也是相对的——谁能保证当它们不再出现“新”的时候，依然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不被遗忘？要知道，《李自成》的作者还挑战了以往的明史研究结论，用当时“新”的历史观和审美观来对待历史人物！比如塑造崇祯的形象，描述李自成当时的帝王思想，都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见红日》因敌师张漫画刻画不全，被诬为“为蒋匪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可能算是“红色经典”中的一个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高层的支持。(14)?无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一部曾经为文学史提供新因素的作品，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15)?历史是发展前进的。当然，后人要有反思和超越上一代的意识。但是，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辈”，和自己的“前辈”一起接受历史的考验。历史往往以消极的方式发展。今天被宣布为“过时”的东西，将来可能不会“复活”。关键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
第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
如上所述，史诗作品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型，并不是衡量小说优秀与否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小说的文学价值体现在其他方面。
“红色经典”的主题清晰而简单。虽然近年来有一些作品被一些学者读出来，但其文学价值并没有体现在深刻、丰富、复杂的内涵和无穷无尽的阐释上。我想在这里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名著都是深刻、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有大量内涵不复杂甚至简单的经典。诗歌里有很多这样的经典，比如《诗经》，何的《我的故乡书》，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诗可以丰富你的想象力，你可能每次读都会听到，但你不需要专家不停地写专论，没完没了地解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妮·葛朗台不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宁》中有两条情节线索，看似更为复杂，但不太可能形成《红楼梦》那样的“安学”。艾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同时给人以教育和娱乐。不用坐着叹气，不用看不合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让人着迷，让你想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美味的食物，你吃不够。才华横溢的作家不需要花很多笔墨去渲染和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很少。”(16)?当然，作者从来不认为一部需要“大量笔墨渲染和阐释”的作品就不是“好文学”，但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一部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有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独树一帜，但他们的内涵有多复杂？探索和解释是不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能总结出竹林或莲花湖故事中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没完没了的作品，不代表不值得一读再读。反复阅读有时候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和意境，或者感受那种情绪和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推崇早已众所周知，但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反而体现了一种童趣。
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挖掘的深度上有明显的局限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性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指各种人情、生活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家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的确，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角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中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还有软弱无力的人伦感情:《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肖长春也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韩百忠与焦二菊之间有夫妻关系。然而，高大全和妻子之间并没有太多天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主要是他的“同窗兄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的作品不能以情感人。京剧《红灯记》总是让人落泪，因为它是“样板戏”中为数不多的表现感人人情的作品。虽然李昱和的家庭没有血缘关系，但观众从感性层面感受到的并不是简单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代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属关系又高于血缘亲属关系的“义”——通过努力养育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比一般的父爱母爱更让人感动！“十七年”产生的“红色经典”，更是人情化的描写。创业史中展现梁生宝和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感人的篇章。《红旗谱》作者表现了朱老钟的夫妻感情、父子感情、朋友感情。《青春之歌》中的云桃和春兰、《红太阳》中的和俞永泽、《陆家川》和《江华》、《林袁》、《三家巷》中的和几个女青年、《红太阳》中的梁波和《红太阳》中的以及《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盖霞，成为那个时期爱情关系的描写。
注重作品的故事和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原因。林、袁、红岩、李自成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它们不仅起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启蒙或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作用，还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作用。晴天矛盾冲突激烈，环环相扣。如果读者对里面的思想观念不是特别反感，(17)？一旦读完，进入小说的具体情境，你可能会被深深吸引，坚持下去。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没有林、袁、红岩、李自成那么传奇。《创业史》因为创作理念的不同，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但还是有一个故事可以吸引读者，让他们关心人物的命运，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 * *感。《红旗谱》介于情节小说和生活小说之间，兼有两者的优点。我同意王蒙的观点:“一般来说，故事起两个作用:载体作用和结构(主线)作用。这些观点都不错，故事也确实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说这些，其实是忽略甚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好故事值得一看，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能吸引读者，使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生活和社会的理解以文学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
《红旗谱》、《三家巷》、《李自成》描写的是日常风俗和生活环境。林海雪原融合了东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神话传说，也被很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虽然“红色经典”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真正成为一部文学史，因为对“红色经典”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感兴趣的当事人和“红色经典”的作者都还活着。“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哪些“红色经典”能够代代相传，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