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童子功

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会被喷。

绝大多数的理想生活当然不是猪。

比如最近因为“中国诗词大会”，董卿的朋友圈刷爆了，无数家长蜂拥而至观看董卿的成长风采。

比如董的爸爸从小就不喜欢董卿照镜子。理由是:“土豆又是土豆，照镜子还不如每天多读点书”；比如她能读一点，爸爸董就让她每天抄写成语、古诗，大声朗读、背诵。比如黎明前，董卿被父亲从床上拖起来，到门口跑...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在残酷的竞争世界里，董爸爸近乎“虐待”的训练方式，确实给了董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帮助她养成了自律的好习惯，并逐渐成长为今天的央视一姐。

和董卿一样，另一个从小接受严酷教育的人是郎朗。两年前，我在黄龙体育馆目睹了郎朗的表演。他灵活的手指，陶醉的表情，精准的表演，真的很感人。他是怎么练钢琴的？一天，朗朗去了他姑姑家，正和其他孩子玩得开心。爸爸突然对郎朗说:“不行，你要练琴！””舅妈尴尬地说，“哎，我哪里有钢琴？”爸爸说，“让朗朗在地板上练指法。”于是朗朗敲了敲地板。郎朗又一次沮丧到不想练琴，于是打电话给父亲。结果他父亲的回答居然是:“我给你三个选择，第一是回沈阳，第二是跳楼，第三是吃药。“一个亲生父亲可以残忍到让自己的孩子‘跳楼’，想想那滋味就很酸。

芭蕾舞女王谭元元是三藩市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前不久在北京卫视演出了《触不可及的爱情》，讲的是三毛和荷西的故事。这种舞蹈是如此惊险，华少长大了，达尼直言不讳地说“惊险”。但只有对舞蹈流畅动人赞不绝口的陈突然关切地问:“你的生活乐趣多吗？”

是的，你在生活中有很多乐趣吗？

董卿说，“那时候学生都在晨练，我一个人在400米跑道上跑。我觉得自己很愚蠢。全校的同学和老师看你的眼神，好像阿甘正传一样。”

郎朗说:“当我开始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我讨厌的世界，但是我不想吃药。然后我拿着药扔给我爸，说，吃吧，我不吃。然后我爸就开始打我，我第一次反抗。然后就开始骂琴，骂北京，不开心的事都骂。”

谭元元回答说:“如果我想去旅行，那就有点麻烦了。我每次去都会去训练室。”

一个觉得自己很蠢，一个觉得很压抑想反抗，一个甚至问好玩不好玩，告诉你找地方练舞的烦恼。看似风光的成功背后，是无数不为人知的辛酸。这种成功的方式真的适合我们每个人吗？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被父母压迫着每天学这个学那个，但只有一个成了董卿，一个成了郎朗，一个成了谭元元。无数个其他的董卿，无数个郎朗，无数个谭元元，都成了“众星捧月”。试想一下，如果郎朗选择了“跳楼”，而不是“吃药”。这样的结果还会是郎朗爸爸想要的吗？

想想我们的成长方式。虽然我们没有成长为社会精英，但至少在我们的童年，我们曾经放风筝，跳绳，积木，有无数的朋友。我们去河边抓螃蟹，在山里挖竹笋，在操场玩“追人”。今天随便吃炸鸡，明天吃牛肉，后天吃龙虾...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下课可以回家看电视剧。虽然不小心做成了“猪”，但这个社会总有人站出来坐在路边鼓掌。

与董卿、郎朗、相比，我更欣赏陈，他也是中国诗坛上的一位大家。虽然最终没有夺冠，但她对诗歌的热爱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不好意思说“男孩子的作品”，陈更说，“说起丢人，我的诗歌启蒙发生在21岁。”

作为一名工科博士生，她的主业是待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让可穿戴机器人更舒适省力”。然而，当她开始读诗时，不禁被诗歌所吸引，甚至是那个看起来很朴素的纸杯，因为上面有一只“青蝗”，让她传道授业。重返玉堂，我是清醒的，明月初钩魏紫花(南宋周必达《直走》)，陈赓觉得喝茶有意思。

她对诗歌的热爱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目的，也不是被迫的，更不是想以此谋生，纯粹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欣赏和热爱。

所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去中文系的时候，陈更是说:“诗歌是我的爱好，我不会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张晓风说，享受生活让我感到幸运；忍受生活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坚韧，这两者都让我快乐。深深地读诗，让我的人生更宽广，更沉重，能以更多的耐心和毅力去面对艰难曲折的科研工作。”

你看，爱一个东西，为什么非要变成“恨”呢？我爱它，我爱它。就像我爱看表演一样，嗯，工作再忙我也会去；我爱写一些文字，夜深了，我就写。我爱出去玩，穷了就去。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轻松愉快的，这就足够了。你问我意义，原因，目的。你需要它吗？抱歉，没这个必要。

就像这小子，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这个爱好，“吃喝拉撒”，很棒。如果有一天，你吃不好，喝不好，拉不好，尿不好，玩不好，那就真的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