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谋国生财之道:晚清上海的清滩运动
19年底，黄浦江苏州河口新增河漫滩(绿色部分)
一个
1895年夏，《马关条约》首次公布，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除了为清政府支付赔款，他还急于偿还另一笔债务。两年前，他通过上海瑞吉、迪亚士两家洋行在湖北订购了40700多台锭纺纱机，准备开办武昌南棉纺厂。南方棉纺厂招商失败后，纱机存放在上海。除了预付2万多两银子外，买纱机的货款都是外国公司预付的。此时这台纱机由于利息、汇率上涨等因素，欠款已达60多万元，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8月，张之洞派叶大壮到上海开始捐烟，试图从鸦片贸易中开辟财源，收效甚微。恰逢上海地价飙升，骗贷卖滩的案例时有发生。5438年6月+10月的一个案例中，当地三家保险公司以假名联合推销新闸50亩滩地，准备以32000两白银卖给一家洋行。没想到，那些海滩都是自己的，事情就曝光了。受这些案例的启发，张之洞于65438年2月3日致电上海道台黄祖网:
据说租界新地还有几百亩地没升级，零星被转卖。如果真有这种事，当地保险真是胆大包天，可恶至极，应该立即彻查。据说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升为署，所以巡抚连同上海郡和叶成，居然查了出来，以不同的价格没收了。之后如果要求升职，一定要严厉训斥，不要让我混了。
这封电报的重点不是追究虚假促销，而是责令所有未促销的海滩停止促销，“没收差价”。显然，张之洞在滩地找到了新的财源。
所谓“推广”，是指无主荒地推广到税田。通过推广，国家拿到土地税，农民拿到拥有土地的证书。推广的时候，农民会给政府交一笔费用，也就是推广到支行，一般低于当时的地价。1882，上海县集中进行一次沙滩清理推广。当时柯胜白银价格为每亩6两，而上海路地契反映的平均地价约为每亩130两。上海滩宣传时习惯性地效仿“母子同生”。新滩相当于相邻土地的延伸，只有相邻土地的所有者才有资格申请提升。
屯田兴学政策是清政府鼓励垦荒的国策，兴学政策的改变以往总是由总督批准。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为了平息民间为推广滩地科技而发生的冲突，允许清廷禁止江苏在滩地推广科技。但这一政策早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就被两江总督宜良废除了。张之洞暂代两江总督，却一言不发地堵住了上海的升迁之路，作风颇为霸道。上海道台黄祖网对张之洞言听计从，接到电话后立即照办。65438年2月8日，《申报》公布，张之洞委托叶大壮在上海开设推广局。
张之洞雕像
二
叶大壮，福建岷县人，1873，著名诗人。他结交了黄遵宪、王等人。此时，他正作为候补共知担任张之洞的幕僚。1896年2月，刘坤一回两江总督，张之洞出江宁回湖广总督。行前，他安排叶大壮担任松江府代理海防专家的职务，让他继续在促进局处理清理海滩的任务。但是，叶大壮在上海以一介小官为张之洞打理棘手的事情，并不容易。
3月28日，叶大壮和上海知府发布通告，称此次清理是奉南洋部尚书张之洞之命，目的是清理上海宝山县新增的滩地，“据时核实价格变化，收集所需”，防止被非法占用和出售。而且，清理海滩专门指的是“长时间没有粮食的官地”，也就是长期没有纳税。
张之洞回到武昌后，靠卖湖南湖北的盐票筹集了30.2万元，还了一部分债务。4月16日，叶大壮告诉张之洞，约1000亩滩地已清理完毕，其中宝山300亩，上海700亩。当时宝山没收的沙滩至少在每亩100两左右，而上海浦东木渎的地价已经涨到每亩1250两。以当时的进度来看，剩下的30万左右的纱机债务，似乎有可能通过卖地来筹集。但是好景不长。8月，叶大壮被刘坤一解除升学局职务。不久，他被免去代理海防同知的职务。165438+10月，江苏布政司任命他为邳州周知代理人。
对于叶大壮的离开，上海中外媒体猜测与卖地账目有关。据《申报》8月30日报道，叶大壮曾汇了654.38+两百万给刘坤义，但他得到的却是刘坤义一个充满疑惑的回复:“据报道，这个滩以前清理了800亩左右，这次按照殷偕的10.2万，这个官地到底有没有一起卖。.....上海地价贵，每亩五六百到四五千，价值要定。”可见叶大壮并没有详细汇报清理沙滩的账目和动态，惹得刘坤一生疑，总觉得他有所隐瞒。张之洞的人，刘坤一用起来不舒服，最终被换掉了。
叶大壮离职后，促进局一度由江海关关员曹全胜主持。曹两次去浦东视察海滩，感觉像是在抢什么东西。还看到有个滩是浦江边穷人传下来的，因为没推广要被没收了。我觉得难过，觉得不可理喻，做不到，就自己辞职了。
三
1896 65438+二月，许受刘坤一委派，接管清丈局(即升学局)。徐世子轩朗，杭州人，江苏巡抚徐乃钊之孙。出身国子监文凭，咸丰年间入军营。因参加攻克青浦、上海两县被刀会占领而受到表彰。1896 69岁时任清丈局总经理，江苏候补知府。
许清理了海滩，采取了挨家挨户清查的方法。只要主人不能提供练习清单，或者实测面积超出清单，不管是取滩还是取粮，都会被没收。例如，据《申报1897年9月6日》报道，许到25保50图清房时，调查地图上的土地是否全部持有方单，画了一张地图，把没有方单的土地全部用红笔标出，没收了。上海居民丢失或抵押票据的案例很多。徐石越权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很凶。再比如，浦东杨家渡36亩沙滩上，密集居住着169户贫困家庭。由于这场灾难，前上海知府刘一免除了他们的钱和食物，许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并卖给了日本商人，使数百人无家可归。据《民国上海滩县志续》记载，鲍旭的书圈至少有3000亩土地。
在清理豫园纱厂土地时，为了迫使该厂支付土地差价，许申请动用政府权力扣押豫园纱厂股东的盐票。没想到李鸿章支持豫园厂，他在5月1898给刘坤一写信:
根据上海豫园纱厂的介绍，工厂的地基是79亩4分钱。根据促进局徐守保的测算，有81亩两毛钱，只有一亩是零，也就是说有22亩之多。每亩要多交752元，共计1万多元。请向股东朱瑞元淮安盐票申请经营，急缠厂子。.....在华商疲惫，外商争抢利润的时候，似乎是在帮别人脱困，阻碍了商业大局。徐守仁很聪明，但是他的算计太卑鄙了。我哥也知道，他找了好几年的推广局，名声极坏。根据工厂的详细资料，我哥是发起处理的人，应该如实代表他。
李鸿章不仅指责许捏造清张、勒索钱财的数据，还从政治角度指责其破坏旨在“救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的指责当然有分量。10月初，1898 10，江苏布政司宣布许代理淮安知府。
许辛辛苦苦清剿张的土地，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报答张之洞，更是为了报答他的土地财富。许的行动需要多方的支持，他的收入也惠及多方。参加这场饕餮盛宴的不仅有从刘坤仪到许的官僚，还有官员、地方治安官、掮客等各种角色。
四
清丈局对上海土地财富的搜刮，引起了上海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的声音首先来自上海的报纸。新闻1898 9月18的社论《论涨滩没收的恐怖》揭露了许出售没收土地获利的方式，即先将没收的土地低价卖给自己人，再由后者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事实上，许的弟弟许，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土地贩子。
上海的地方士绅一直不敢对清滩行动发表意见，而许的离开让他们感到背后的支持开始松动。为防止后继者进一步搜刮，7月26日，1899、15杨德等上海地方绅士联名上书上海道台、松江知府、上海县令等要员，要求“凡已完粮业，并有戳串为证者，免于没收”。这样的要求很卑微。但上海道台在回复中称，推进局是两江总督定的，他无权替他决定。
15上海绅士曾经倔强。9月14日，他们再次递交申请，要求上海县为有粮(有纳税记录)但无执业证书的田地补办执业证书，以免没收。9月23日，上海道台指示，已征询两江总督意见，“沿江之亩，各有其主，各有其业权，以容民意”。这一批示虽然对上海先生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但回避了含义明确的“有粮无粮”、“单单无单”等字眼，代之以含义不清的“无主物”，从而为下一步的寻租留下了空间。
荀等65，438+05联投者，都是在官僚体系中有一定地位而背井离乡的君子。比如荀和李增科都是进士兼县令，姚和葛都是举人，张焕伦是进贡生兼考生。这些地方绅士的等级相对较低。在高官众多的上海，影响力有限，未能及时阻止清滩行动。作为上海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及时的反馈，但结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除了报纸评论和绅士请愿，上海的抗议还有第三个渠道，即弹劾审查官。65438年10月8日，《申报》刊出诏书，指责许利用清滩之机“没收农田”，所得款项下落不明。御名宋承尧，松江华亭人。他有个朋友在《申报》写作，申报拿到了稿子。
朝廷接到奏折后，请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找出文书。1900 65438+10月16，刘坤义重复说，纱机欠款最后增加到近88.2万元，滩价变化收入不到25.2万元。张之洞提供了约35.2万元，不足部分由他从其他渠道补足。很明显，清理沙滩就是给张之洞收拾残局。至于许，刘坤意只是替他索赔一个小错误，说有一块地属于“一业两主各持一串”，即执业证和完税证分别由两个业主持有，许派来的办事员误把地没收了，可能是负责人疏忽了。这件事牵涉到两位重要的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清廷不愿深究，最后给了许最轻的处分“交部审”。
刘坤一竭力为许辩护。表面上他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实际上他是克制的。由于宋承耀的表现，清张行动陷入停顿，清张局的后续工作主要是继续出售没收的土地，直至1908并入局。然而，经过这一战，上海上海滩的晋级之路也被彻底堵死了。
张之洞在1893买了40700多锭，因为计划不周，财力不足，花了不少钱。好在这些纱机后来标价五十万官书，被张謇的盛达纱厂分批认领，最终物尽其用，为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滩涂土地新政标志着国家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出售，积极从城市土地的财富积累中汲取金融资源。这场清滩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土地的城市化，促进了农业时代的滩涂推广制度的崩溃。同时出现了上海道奇申遗的高潮，与此不无关系。
这场清滩运动促进了上海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上海人一直担心上海土地财富被掠夺，姚《民国上海郡续录》对此深感不满。在晚清上海自治运动中，主事者一直努力将滩涂收入转化为城市自治资金。
校对:徐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