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有哪些地方体现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
——论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色
摘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作品的语言特色。在我看来，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色是:独特的口语化语言，吸收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强调氛围渲染，展现健康的人性，形成其独特的文学语言，为打破文革后冰封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王力可·曾祺，有些人甚至疯狂地喜欢他。汪曾祺就像中国文坛吹来的一股清风，让人眼前一亮。他继承了沈从文的为人师表的风格，但擅长写生，他成了别家。他的小说和散文，就像在水里洗过的白石一样干净、圆润、清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和方言。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完美结合。汪曾祺将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融进文本，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汲取甘甜的乳汁。他不拘一格，不拘一格，一扫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奢华清纯，淡雅，小巧玲珑，宛若一种燕语。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现代主义盛行的80年代，汪曾祺用他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对民族文化的热爱。20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风格的时代。为了显示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复制翻译小说的风格，以为译者的风格就是现代主义风格。现在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些作品中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一种非常中国风征服了不同年龄和文化的人，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建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试图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汪曾祺的作品。
首先，一种独特的口语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旧小说可以说是最容易读的。它们永远是最普通的文字，组成了最普通的句子，讲述了最普通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补充道，“汪曾祺的评书语言也相当坦诚。他几乎从不一概而论，而是详细而认真地描述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和散文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独特的口语化语言上。比如“我家后院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老了，树干有茶杯粗，比屋檐还高。到了暑假就开花了，真的是‘紫’啊。紫薇有六片花瓣，但是花瓣缩水了，边上还有花瓣。只是一个破球，花蕊很多。一根树枝上有许多花。一棵树上有无数的树枝。乱七八糟。就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门，一起大吵大闹。”(魏紫)汪曾祺的白话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汁原味的白话。再比如他的散文《虎鲨、Ang嗅鱼、阵Aos、螺、蛇》，专门讲吃的。有这样一段话:“苏州人对中华手套很重。提起中华手套，上海人也很开心。中华绒螯蟹是一种什么鱼？我已经渴望很久了。来苏州的时候尝试过尝池塘黑鱼，没吃到。后来我才知道，池塘黑鱼是虎鲨，瞎了眼！”一声“盲”，魅力无穷，意境崇高。
自五四以来，汪曾祺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将口语融入写作的人。老舍也热衷于此。但如果对比这两个人，我觉得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大部分口语因素构成了一定的语言特征，其小说的整体框架颇具欧洲特色。与此不同，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处于一个大的叙事框架中。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很幼稚，很老很蠢，讲了一个闲情逸致的故事。从一开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比如‘西南联大有老婆’(‘鸡毛’)；比如‘北门有一城之河’(故乡杂记)；比如‘县第一大画师纪，第一鉴赏家’(“鉴赏者”)然后从头慢慢往下走，从不炫耀一个镜头，使之扑朔迷离。他负责任地完成一件事，又从一件事引向另一件事。(3)我觉得王安忆对汪曾祺小说的描写，以及语言的特点，是相当准确的。读汪曾祺。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中大量使用地道的方言。文章朗朗上口，感觉亲切。汪曾祺非常熟悉吴语，他知道它生动的美。在小说《星期日》和散文《舒适的房子》中，他恰当地运用了上海话，如《操它妈的》、《倾其吴哥》等，既有地方色彩，又不失韵味。那句话里的“糯”字，让汪曾祺“嚼”出了细腻、柔软、富有弹性的韵味。在描述铁凝小说《孕妇与奶牛》的语言风格时，他想起了吴语中的“糯”字。他怕北方作家听不懂这种语感，就说:“等我们去上海，我买一把烤银杏给你尝尝。”早上好！你吃过了吗？太多了，太多了！“这很有趣。其实用方言就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去贴近生活。像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中比比皆是。
汪曾祺热爱甚至痴迷于民间文化。65438-0950在北京任《谈说唱与民间文学》编辑。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不仅民间戏曲和民谣让他着迷，就连北京一个派出所墙上宣传夏季卫生的标语也是“剩菜必须回锅吃！”；巴面巴德附近一家助产士门口的“广告”:“下车轻，上车快，幸运奶奶”；竹藤工写的什么:“卖新藤椅，修旧棕紧张”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叹“这些都是很好的语言，真的可以暂停出国，一个字都不能加减。”(4)《谈说唱》编著的那几年，汪曾祺从赵树理身上看到了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在赵树理及其作品的影响下，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汪曾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要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要从群众中汲取甜诗的乳汁，获得审美经验，接受国民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汪曾祺的时候。
当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出现在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我想让人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语言风格吧！
第二，吸收古典文学的营养
汪曾祺不仅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而且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获取营养。汪曾祺的语言继承了唐宋的散文风格。他喜欢《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曾多次提到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如《往事略述》、《山脊暗示》、《寒花葬录》等。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如果没有叙事语言与人物语言之间联系的痕迹，那是受益匪浅的。“我最滋养的是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部代表作。归有光用清淡的笔调写普通的人物，亲切而悲凉。这和我的气质差不多，我现在的小说还不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味。”(6)有了这些“回味”，汪曾祺的语言在现代汉语和古代。秘密就在于此。就拿《诫》的开篇一段来说:“这个地方的旧名有点怪，叫庄。赵，因为壮族人大多姓赵。它叫庄，但人们居住在分散的地方。这里有两三个，那里也有两三个。一出门，远远就能看到。你得走一段路，因为没有路，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脊。——“这是大白话，几乎不用形容词，但读起来像一个短句，有一种风情。如果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录》，我想不难发现，这种大白话的节奏和韵律与《寒花葬录》有着天然的相似之处。
很明显，文言文对“文风”的强调，被汪曾祺转移到了白话文上，没有了痕迹。另一方面，痕迹明明是用文言文写成白话文的，他也不避讳。相反，他大出风头。摘自《端午鸭蛋》一文中的一段话:“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沙质。蛋白质很软，不像其他地方。”就像袁子才说的，带壳切是请客吃饭的一种招待方式。平时吃的时候一般都是把‘短’掰了，用筷子挖。当筷子放下时，会有红色的油流出来。“在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融合得很好，很自然，不勉强。比如在观音寺。挺好的。”也是白话文，但是通俗。这种具有文学通俗性的白话文，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旧白话文”，没有半写半白带来的老人和年轻人的味道。
我记得《尚墨桑》中描写的罗敷形象有这样一段话:“行旅者见罗敷，抚其髭。当几个人看到罗父时，他脱下帽子和锄头。耕者见罗浮，忘锄。他回来怨怒，却坐看罗父。”罗敷的美是从侧面衬托出来的，他读的是《大闹年谱》中对“乔”的描写。她逛街的时候，不管是买肉、菜、油、酒、撕布、量发绳、买发油、雪花膏，还是买烧碱、糖浆，她都不在乎。她买回来同样的钱，比一般人多，什么都比别人好。这个玄机早就被大爷大妈们发现了，他们委托她买东西。只要乔云上街，她都带着。乔出发去了。她走的时候，总有人给她找个好位子看。舞台上的戏很热闹，但鼓掌的人不多。因为很多人不是在看戏，而是在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有着相同的效果！
汪曾祺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在文学创作中尝试相亲的作家，但我想，只有汪曾祺能在一种文笔中把白话文“白”出来，再把充满文人雅趣的文言因素融于其中，让两者在强烈的张力下如此和谐，仿佛原本就是一家人。
第三，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的作品打破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的界限，消除了各种文体之间的话语禁忌。汪曾祺以其强烈的意象性和诗性，体现了东方美学的魅力。“独坐，门庭若市，日久如小年。”(《故人往事》)“一船瓜，一船色，一船欲。一艘装满石头的船，一场比赛。小鸭子，一只红蜻蜓。”(复仇)“绿浮萍，紫浮萍，长腿蚊子，水蜘蛛，四瓣小白花的野菱角。惊起一根绿桩(一种水鸟)，拂过苇穗，飞向陆璐。”(慈禧)这不是小说，是诗，是诗句。
“大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只磨坊拉的毛驴。每天下午，豆腐店里的一个小孩总是带着毛驴在奶奶家的榆树下打滚。驴累了，就一次又一次地打滚，就是翻不过来。滚了四五圈，啊，已经翻了。驴打呼噜，浑身轻松。奶奶心里一直在为这头驴积蓄能量。不要尖叫。
“李小龙每天放学后，都会经过王玉英的家门。他看到了王玉英。晚饭正蓬勃绽放，他们拼命往外走，像疯了似的，喊着，在傍晚的空气中把自己打开。厚厚的绿叶；深红色，胭脂样，很多红花；很热闹，但是很悲伤，没有一点声音。在浓密的绿叶和凌乱的红花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餐花》)。一个小男孩看到一个女孩，后来女孩结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原来的王玉英”。这是小说吗？不要尖叫。
小说照例以故事为纲，但看完之后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自然的八卦文字，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小说的笔法，但却完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的美感。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后记》中说:“这种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杂文的界限，几乎像杂文了。结构特别随意，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当然，小说要讲技巧，但修辞要真诚。”(7)
“一月份，雪下得很大。-二月，风很大。——3月，葡萄上架。-在四月，他们被浇水。5月-12月初，葡萄被放进地窖。——”(《葡萄月序》)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像水墨画一样古朴典雅，更像朦胧的成人童话，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画的审美对象。
第四，强调气氛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受戒》和《大闹笔记》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的新格局。在这些作品中，汪曾祺不注重人物的个性，而是注重氛围，以清纯飘逸的清高之美表现出健全的人性和健康之美。软软的水，朦胧的月亮，摇曳的云和迷人的沙洲，敏感的小和尚，小英，乔云和11个儿子在明海的微妙。混乱的爱情，迷离的感情，表现了生命的飞跃，美丽灵魂的飞跃。汪曾祺把人类的自然情欲写得那么美，那么无瑕。
比如慈禧的最后两段，“英子跃入中舱，两桨迅速划起，划入芦花荡。芦花只长出了新穗。紫灰色的芦苇穗又软又滑，像一串丝线。在某些地方，它就像一根小蜡烛。浮萍、长腿蚊、水蜘蛛、野菱角开了四瓣。飞离陆璐——“明海和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入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境界。在碧波中，美丽的风景孕育了健康的人性。他们写出了朦胧的爱情，迷离的感情，和独特的纯洁，浪漫，纯真，如画，令人陶醉。它成为人类美的光辉赞歌，拨动万千心弦。《大闹编年史》描写了十一个儿子与乔云的爱情，如秋月般美丽，如芦苇般坚韧，如水晶般透明。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擅长写山水，还不时写民俗。《岁寒三友》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日明月。在殷诚的中部，一个四英尺多高的架子被搭起。有些人早早吃了晚饭，坐在长椅上等着。各种买零食的人都来了。买了牛肉高粱酒的卖回了豆腐干。还有卖海鲜的——紫紫皮的荸荠，还有刚剥皮的狮子头大米——白热，到处都是香喷喷的茴香味。人们找亲戚朋友，说闲话，来来往往，互相亲吻。殷诚的草被踩倒了，人的脚底也被称为秋草的浓汁。突然，成千上万双眼睛聚集在一起。人的嘴巴张开一会儿，然后又合上；喊声、笑声、掌声。——陶虎臣点燃烟花。”汪曾祺对民俗的描写，被称为风俗画，在写作时往往是无意识的。他表面上写风俗，实质上是以风俗为基础，渲染气氛，也从侧面表现人物。在人们看烟花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感受到的是欢乐，而其他人感受到的是他的善良。
这种独特氛围和魅力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犹如走在春天的原野，置身于一片浩瀚的水汽中，令人心旷神怡。汪曾祺在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中，画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引人入胜。它为我们提供了田园风光的原始活化石和生动的民俗风情。
语言之美，华丽还是朴素，简单还是简单，取决于它是否能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像一个女人，很容易惊艳，但也不是绝对的。她在眼神平凡清爽的同时，也能抓住别人的目光和心灵，因为她的魅力在于她的举手投足和微笑，其实比前者更亲切。也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一种类型。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简单而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词和短语，但这些普通的句子，一旦组合起来，就仿佛有了生命和灵气，让人感到可亲可敬。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在她之后，衣服还是一样的衣服，却多了一种韵味，一种韵味，一种美。这种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佛家有句话说:和尚只会说平常话。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开悟的和尚，不会一直趾高气扬的对你说教，也不会一直背两句没人听得懂的经文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独特。但这通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汪曾祺的文章里，没有道德家的嘴脸，没有装腔作势的叫嚣，没有自命不凡的名人定制。他冷静平和。他口才很好，评论也很仔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他的文章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注意事项:
(1)(3)王安忆:《故事与评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版，第184页。
(2)王安忆:《故事与评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版，第186页。
④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版，第246页。
⑤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版，121页。
(6)汪曾祺:《乔普作家全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后记》，《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第一版，1993，第559页。
参考资料:
1.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第一版1993。
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第一版1993。
3.《汪曾祺文集》，许、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第65438+2月号。
4、《中国当代名人论文集汪曾祺卷》汪曾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5438+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