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没有这种强大的推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的五千年里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它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种强大的推动力，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在发展过程中繁荣昌盛，不可能融合多民族，不可能形成和保持团结统一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千年。没有这种强大的推动力，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再次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包括自强、仁爱、勤奋、探索、创新、爱国、诚信、革命、改革、开放十个主要方面。进一步构建和弘扬中国精神，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中国精神是民族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
中国精神的古今融合是民族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如上所述，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进取精神，是一种具有强大张力的战斗精神。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观察宇宙的变化，提出了“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自强包括国家自强和个人自强。不畏艰难困苦，不向任何压迫者屈服，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自强不息、与生存环境抗争、与内外恶势力斗争的历史。自强不仅指在正常环境和顺境中的奋斗，也指在困境和逆境中的奋斗。历代英雄追求“生而为杰，死而为鬼杰”的强烈激情，践行着“穷则思变，不落登天之志”、“穷则思变，能济天下”的坚忍精神。从古至今，在逆境中挣扎的例子数不胜数。文王被捕，演《周易》；钟繇写了《春秋》；屈原的流放是对《离骚》的赞颂；左丘是盲人，有“官话”；孙子兵法修订版之尺；不是蜀，世传《陆兰》；韩非囚禁秦，表示为难、孤独和愤怒。司马迁因贪污受辱，但仍愤而撰史书，开了传记史书之先河。越王勾践，同居十年，取经十年，终成大事。其精神是后人的楷模。
仁爱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我们人民和谐相处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哲人和先贤的锤炼，仁学思想得到升华和凝结，成为中华民族构建道德大厦的标杆和标尺，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仁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易经》中以“地势富贵，君子以德载物”来强调君子之德，即强调“仁”的精神。《尚书》中说“宽容为大”，这也体现了善良宽容的精神。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友善，盲从。问任。孔子说，“爱”。张子温人。子曰:“能为天下五事，乃仁者也”。一问就说“公、宽、信、民、惠”。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从而达到“欲立己，则成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所倡导的仁爱精神达到了极致。墨家主张“兼爱”，主张“天下人皆相亲相爱”的和谐境界，即“强者不弱，多者不少，富者不欺贫，贵者不骄，诈者不欺愚”。孟子以恻隐之心、廉耻之心、逆来顺受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仁、礼、智的目的，是对仁的精神更深刻的阐述。总之，仁的精神涵盖了十个方面:礼、容、信、敏、利、智、勇、忠、恕、孝。这种仁爱精神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并不断发扬光大。
勤奋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创造财富、探索未知的巨大力量。勤奋是我们国家一贯重视的美德之一。根据我们民族的传统，勤奋包括学习、思考、探索和工作中的勤奋。永不放下书本，孜孜不倦，这叫勤学；吃穿用度，励精图治，是辛苦；勤奋，努力，勤奋勤奋包括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勤奋和努力。愿意努力就能勤奋，不勤奋什么都做不了。“博学笃定，好问近思”。“勤劳善于勤奋，但不善于玩耍”。“蜀山有路，学海无涯。”这些广为流传的古老谚语，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勤奋精神。自古以来，人们以勤奋精神立学、立言、立德、立业。悬梁刺股，芦苇荡织成三绝，愚人移山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奇闻轶事和传说。正是这种勤奋的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奋斗。探索精神是中华文明发展繁荣的强大推进器。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和智者都把探索未知世界作为人生的重要目的。这种探索指向宇宙的规律和价值的标准，即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认识人生的价值，强调通过认识事物来追求真理和价值。被认为是修身治国的起点。因此，这种探索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所以孔子“早闻道，晚死”；屈原不怕“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怕“自上而下的追杀”，虽死不后悔。此外，这种探索不仅仅是“在研究自然与人的同时了解古今之变”，还包括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丰富、深刻、多样，而且产生了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成就，领先风骚世界数千年。文化艺术方面的丰硕成果更是别具一格，异彩纷呈，是世界文明中的瑰宝。
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充满智慧和创造力。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五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革新或创新。以科学技术为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他的著作《中国——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导下的发现与发明之国》中指出，当代世界的基础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古代文明。他列举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除了“四大发明”，几乎都源于中国在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毒气、枪支、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等方面的发明。按照李约瑟博士的说法，“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3世纪13世纪，中国保持着西方达不到的水平”。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是举世公认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和由此导致的国家的衰弱，这样的创新精神受到了束缚和压制。新中国的成立，为我们民族创新精神的发展开辟了一片天地，但长期以来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发展的巨大潜力。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是中国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美好春天。22年来，中国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犹如熔岩喷发，势不可挡，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浩然之气是一种天地之间的崇高精神。气是正气，是脊梁；节，为义，节操。中国传统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载道德，才是珍贵的。所以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诚信为根本。王夫之提出:“生命载义，生命弥足珍贵”；“生靠义，生可弃”就是这种精神的凝结。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权贵不能屈”，成为中国人诚信的经典标尺。文天祥用生命践行了他的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不死，保持赤子之心照耀历史”，树起了一座诚信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代都涌现出许多仁人志士。他们或刚正不阿，两袖清风，一心为民，或刚正不阿，冒着生命危险为国请命，或精忠报国，或浴血奋战，或临危不惧，为正义献出生命。他们崇高的气节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照耀着世世代代。正是这种中华之魂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跨越了历史的长河，走到了今天。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充满了跌宕起伏。它是在不断融合多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爱国主义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不竭源泉，是维护和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爱国就是保家卫国。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善行和美德被人民广为传颂。贾谊的“国忘家，公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说:“你为什么不能为国家做点什么？”陆游地位卑微，不敢忘国之忧。林则徐说“贪国家生死，何不因祸得福而避之”；秋瑾:“他早年不计较成败，却靠热血报效祖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主张，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救斯里兰卡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倒塌”。74岁的邓公年，充满勇气，震撼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潮，用20年的时间建设了一个富强的中国，正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经得起任何风浪。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抵御外强中干的利剑。中华民族富有革命传统。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光明和进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从不畏惧，从不屈服。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次又一次反对压迫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在调整政策或导致改朝换代方面做出让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精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代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对墨守成规，墨守成规。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从古至今，都有很多改革者，他们努力工作，不怕困难，不顾生命，力推改革。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商鞅主张“不必师古，利民而不从其礼”。韩非子主张变革的思想。他认为“世界必须改变”；“圣人修古而无所期，不可多得。议天下之事，故备之。”西汉时期，有晁错变法。北宋有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气象不足以惧，祖宗不足，人言不足。”到了明朝，有了张的变法。现代的“戊戌变法”更为世人所熟悉。他们要么主张改革土地所有制，废除世袭特权，巩固封建统治；或者提出削减佛教，加强中央集权的建议；或者改革税制，缓解社会矛盾；或者改革让强兵变得富有。无论成败，他们的努力顺应了历史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的思想或理念在当时或后世都有不同程度的实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目标的改革，是中国规模和深度空前的伟大创举。短短20多年，中国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富强之路。改革精神从未如此深入人心，在中国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开放精神经历了从注重政治交流到以有限引进西学为目的的开放，再到全面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尚书》提出的“国与国和谐”的开放思想，指向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和对外的融合。孔子的“人若远离你，则修其德”，也是一种政治沟通。墨子提出“兼爱”和“互不侵犯”，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汉唐以来，由于中国的强盛，统治者自称为中央王朝，所以他们的外交策略往往带有俯视天下的意味。比如，汉初陆贾提出了“阔大阔广密，远近亲疏，兼收并蓄”作为汉朝的外交指导思想。此外，中国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得中国很难意识到向外国学习和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流的意义。“虽然丝绸之路的形成对中西交流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但它对中国对外交往历史发展的影响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目的是宣示国威。直到近代，中国人才依靠强大的船和枪，在欺凌的压力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于是，冯桂芬提出了“师夷长技，自强不息”，“以中华伦理为原，以富国强兵之术为辅”；魏源提出要向世界敞开眼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然后就是“中体西用”的倡导和洋务运动的兴盛。中国以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为目的的开放意识逐渐觉醒。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紧迫性使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带来了历史性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