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发展如何？
在宋元时期，民间戏班通常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即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许多历史记载和历史遗迹表明，这一时期有家庭剧团形式的戏剧表演。
南宋学者乃德雍在《京城纪声》中记载，勾栏“每四五人”有一场戏。
可见当时瓦舍勾栏有四五个人的杂剧队在进行商业演出。这种现象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一旦舞台上的演员数量有限，必然会推动表演向职业化转变，影响剧本的结构。
元杂剧《兰采荷》记载更为详细。班里有六个人:蓝彩河本人在最后，蓝彩河的妻子前进在，蓝彩河的儿子小彩河，蓝彩河的媳妇在外单，王基地，蓝彩河的姑姑和哥哥，还有李埠头，蓝彩河的两个姑姑和哥哥。那时，家庭剧团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形式。
宋元时期家庭戏班形成的社会原因受到当时户籍制度的制约:艺人都是岳集的，身份是世袭的，后代是艺人，不能改变。
元代戏班数量较宋代有所增加，约为12，因为同时演奏的人数一般不超过5人，最基本的伴奏乐器只有鼓、笛、拍板。而12的演员足以装扮剧中众多角色，分别操控各种乐器。
山西省运城市西李庄袁墓壁画有11人，其中有5人操作乐器。在山西省右玉县保宁寺的水陆画中，一幅元代戏班图也是11人。保宁寺的水陆画也说明当时的表演是杂剧和杂技表演的交叉。
画面中的人物有的是戏曲家，有的明显是杂技演员，比如扛三脚架的矮子，赤膊人。
到了元代，戏班一次演出四部戏，中间还加了杂技表演，一直沿用到明朝万历年间。
从演出场地来看，戏班演出从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流动，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的。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指出，李周官纯所谓“野人”，是指从事流动表演的民间艺人。
具体记载出现在唐代。宋代学者王澍在《唐·姚辉》中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禁止散曲游村的艺人，以规范戏剧表演。由于他的努力，唐代的艺术园林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宋代词人苏轼曾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东奔西跑:“读几个州，不如老读几个州。”
元代人常说，杂剧艺人的流动演出，冲到州府，跑到衙门里，要饭要衣要食，可见他们的流动性更大。元代南戏《官家子弟错》描写了一个杂剧剧团从山东东平到河南洛阳的活动。
戏班流动的方式，旱路多以驴驮，水路多以船运。元代南戏《官家子弟站错了》，形象地描述了戏班赶旱路的情景:“乃旦不忍，驴不肯速去”。
戏班常见的伴奏乐器有鼓、棒鼓、铃鼓、拍子、笛子、琵琶、方环，还有一个调度指挥的工作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音量太低的丝弦乐器被拆除，不适合农村寺庙舞台和公开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