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除了清静之外，还讲究什么？

儒道互补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个古老而古老的话题。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我们可以从这个老话题中不断引发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儒道互补具有两性的文化内涵；从外在的、开放的、符号的意义上看，儒道互补，具有审美功能。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盛世、观、群、怨”的传统看待儒家美学，主张以艺术干预现实，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道家“毁文散五物，远离朱目”“塞耳”的思想，被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废术的逆流。最近大陆学者作为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反应，与港台学界遥相呼应，在道家美学中找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梦寐以求的写意风格和自由境界，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言情止于礼义”的传统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诚然，以上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放在一起，又是格格不入，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思想的片面合理性，而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作用。

虽然儒道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型来分析，但儒家的作用主要是“建构”，即给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一些有序的、程式化的、象征性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作用主要是“解构”，即以解读装饰、规则、符号的姿态解构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的异化，以保持其自由的创作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