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是什么形象？

张无忌生来就有双重基因。他的父亲是举世闻名的张武侠，典型的正派人，侠义人物，武术大师张三丰的得意弟子。他是让世界上的恶人出名的大英雄。他深受武当派教育，受道家文化影响，但又逃不出世俗，这一点连张三丰也不否认。他认为自己呆板，不灵活。张翠山既热情又深情。他不是正宗的道家人物，而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世俗之人。他恢复了名誉。窦大金家被杀后，他匆忙追捕凶手，只是为了澄清事实，挽回名誉，害怕和尹素素交往(虽然他很希望和她交往)。看到女儿身后的尹素素不敢上船，为了武当张五侠的名声。他是兄弟，他四处奔走，试图找出是谁伤害了于戴燕。他的外号叫“铁钩银笔”，“钩”和“笔”主要是指书法而不是简单的兵器。可见他是儒家主流，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诡计多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妖女”，让天下英雄都很头疼。也是正派人视为洪水猛兽的魔教——天鹰派教主、唐子畏公开教主的女儿。这样的父母基因对张无忌来说没有太多的遗传，只有张武侠的侠义风范和尹素素的聪明。张无忌的童年平静祥和，有一个侠义的父亲，一个聪明又非常善良的母亲，还有一个博览群书，家喻户晓的金毛狮王，一个豪爽直爽的“性压抑者”。一个内心充满仇恨，人性未泯灭的养父。在冰与火的孤岛上；童年的教育自然是这三个人的教育和行为示范，他们自然充满了爱、关怀和相互理解。除了江湖义气，父亲恐怕不会过多谈论任何事。我妈从生下来就没有杀鸡的心，满满的爱。既然我不会教他怎么害人，顶多教他怎么防范。养父对他比较好。只有当他离开冰火岛，他的父母去世，他的养父离开，他才体会到这个险恶的世界。

正因为如此，他的童年教育主要是儒家的。父亲和养父都是儒家思想占主流的人物。他们都持儒家思想，张翠山以前就分析过，而谢逊精通易学，熟读诗书。两者都主张为亲友报仇，符合儒家思想。《礼记·谈公》记载:“夏紫问孔子:‘你父母的隐私是什么？’孔子说，‘卧薪尝胆，勤政不做官，是天下之福’。如遇各城各朝，不战而降。”6《大戴·私记·曾子言》中也记载“父母之仇，不同于兄弟之仇，但不等同于相聚之仇，朋友之分，不等同于乡野之聚，人之分，不等同于邻里之分。”7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翠山和谢逊确实是儒家的主流人物(谢逊后来皈依了佛教)。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偏爱，金庸笔下的侠客与儒家的“君子”有很多重合之处，这也符合国人眼中的“侠客”概念。

2.“侠”与“君子”

什么是侠客？韩非子认为“侠以武违禁”，8认为“民以臣愿称侠”。可见韩非子认为侠义就是有武功，无视法纪或者胡作非为的人。司马迁认为“侠客”总是言出必行，行出必有果，言出必行“10，这与李德裕的“义不侠义，侠不义”是一致的。都突出了“侠义”的含义。董乃斌认为:“侠义是社会舆论根据某些人的行为特征给予他们的约定俗成的称呼”11这些人最重要的行为特征就是“义”。谈论正义和忠诚。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为夏界定一个行为范畴。一个侠客应该是渴望公共利益和正义的，具有正义感，重视财富和正义，重视承诺和道德，有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和做人的原则，并能以一定的技巧维持这种行为。这种判断侠义的标准无疑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这与儒家思想极其一致。儒家主张重义轻利。什么是儒家思想？孔子说“仁”，孟子说“义”。孔子提出“君子优越”12，“君子义，小人利”。从13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中，君子的品德接近于侠客。绅士重视信仰、说教和勇气。勇气不是男人的勇气，是男人的勇气，而是在危急关头要看清自己的想法，受命于人。”14“见义不为，无勇无谋。”15所以，君子要按义办事，要勇于为义而战。作为一个讲义气的人，一个重义、崇义、尚义的人，侠义是中心。张无忌要做侠客，离不开义。他去大都救六院掌门，是为了江湖之义，他抛弃父母的复仇，也包含了江湖之义的考量。可见“侠客”张无忌身上有着儒家君子的诸多特质。他不顾利益，拒绝与以汝阳武为代表的朝廷合作，虽然这可能会让他失去最爱的赵敏(当时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最爱的就是赵敏)。他不屈不挠，忠心耿耿，很多人的威逼利诱都没有让他说出养父在哪里。他在拯救祆教免于被推翻的那一刻，被任命为祆教创始人。

正是因为“侠客”与“君子”的诸多重合，中国人崇拜“侠客”。很多人甚至做起了“侠客梦”。这是一个儒生对理想人格的崇拜和追求。追求“绅士”人格是另一种方式。也是“侠”为什么流行的根本。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民族，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大家都期待“侠”义之士以身作则，维护“君子”人格。现实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往往让老实有礼的文人感到无奈，对“侠义”的期待更加强烈，甚至幻想自己已经形成了“侠义”。自由地维护儒家思想。正是因为金庸本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对“君子”的要求更高，但有了高超的武功，更有利于行使自己的“本分”。发扬君子的品质，这样的侠客才会更符合大众的期待。所以，郭靖会成为一个“侠士”，一个“报国为民”的“侠士”。张无忌虽然不是“侠之大者”，但从未放弃对义的追求。他与常遇春共寝，以示* * *是患难之交，以救六院之首，以明教之主，以照顾江湖正义感，以虚弱之躯送杨不悔上昆仑山，以照顾“守约必成”的信念。一次次想原谅周芷若的伤，也有“喂汉江”的成分。但是为了一个漂亮孩子的小恩小惠，签一个没完没了的申请书，就涉嫌淫荡。

过于强调义，必然会伤害他人或群体的利益。人是群居的，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如果是为了朋友亲人，难免会伤害到别人，甚至是与自己无关的人。在邪恶计划中新鲜，但也有亲密的朋友。如果这些人也是为了师义而纠缠张无忌，岂不是很麻烦？谢逊甚至更加投入。张无忌要照顾“亲人之义”，这些人要讲“知己之义”。冲突会不会不来？但是，张无忌不再是一个只讲仁义的人，他的主流思想变成了儒释道。

3.“利他”与“升官”的冲突——苏有朋版《张无忌》

应该说，张无忌最大的特点不是仁义，而是宽容、悲悯和人格的多重性。所以要分析“义”，因为作为一个“侠客”，他离不开“义”。这与他人格的“多重性”密切相关。张无忌的长相不同于金庸笔下的其他侠客。他有更多的责任。他要解决六大门派和明教的燃眉之急，解决谢逊和江湖上很多人的恩怨，团结天下英雄对抗元朝。这些任务都是艰巨的，不是大能武功可以完成的。仅靠“侠义行为”和“君子人格”是做不到的。金庸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通俗小说不需要深究我这点小心思的高度。让张无忌有一点思想，任何思想都可能闪现，把他多元的文化思想装进张无忌的行李里，让他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好好解释自己的行为。这还不够。我们要用一些常见的方法，让一个用“恶”的手段对付恶的人站在他身边，用很多正统侠客用不到的手段来弥补行为受限的不足，就像黄蓉之于郭靖和赵敏的出现。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绝不会像很多普通武侠作家一样，让赵敏和张无忌做青梅竹马。他看到了一个变化，一个善恶和周芷若的外善内恶。这让剧情更加曲折吸引人，作品也更有哲理性。金庸对各种思想都有涉猎，主要体现在作品中的儒释道思想。金庸自己说，他在创作中尽量避免重复人物，所以走了一条儒道佛的创作路线，而在这三种思想的指引下，不难发现，射雕英雄传以前是儒家，倚天屠龙记后来是佛家。当他到达鹿山公爵时，他已经回到了最初，所以他停止了写作。《田义屠龙记》是一部由道入佛的作品。三种思想流派并存。这就导致了张无忌性格的多重性和矛盾性。

张无忌的儒家“君子”人格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这种人格在实践中有很多缺陷，过于“光明正大”。会限制很多行动，尤其是对于张无忌，他要完成自己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张无忌和张翠山是一致的，两个人都应该是正派的侠客，不能采取任何违背侠义的手段。于是我只好让尹素素和赵敏为他们摆脱这种束缚。张翠山甚至在与谢逊竞争时对自己说:“你发什么誓？给我一根银针！快送银针！”16张无忌在对付陈友谅这种人的时候，有没有少惹赵敏？郭靖在指挥蒙古士兵作战时，不得不依靠黄蓉。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儒家思想和侠义精神的内在矛盾。他们心里有这样的需求，但自己做不到，只好让别人代劳。不同的是杨过自己做的，因为他以道家为主流，自发行动。和周一样，他敢于展示真实的自我。韦小宝自己做的。张无忌不能抛弃自己的“君子”人格，但又不得不恪守。而且，光靠赵敏帮他实现这个愿望是不够的。他必须有更复杂的想法，因为他必须做更多的事情。他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人的。

张无忌从一开始就有过人的胸怀和气度，从一开始就超脱。他富有同情心，有着强烈的佛教“利他主义”。当他讲述他在冰与火之岛谢逊的家庭的悲惨变化时，他说:“是吗...他还能活着吗？”当17和张三丰下山就医时，首先想到的是于的伤势。连张三丰都暗暗佩服他。被周芷若刺伤后，为周芷若开脱，认为周芷若是被逼无奈。这需要多大的头脑。他到处摆人，连比武都怕伤了别人的面子。他学会了无与伦比的医术来解除人们的病痛。佛教提倡道德修行，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提出要广修四张照片，...第一个是广泛捐赠...三是无畏布施，调解作恶者，解救受害者于危难，等等。第二要做的是造福他人，提倡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热心助人，为他人做好事、实事……”18张无忌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主义。他行大义，为义忘个人仇，不惜违背儒家“父母之仇，不* * *”的思想。他不仅放弃了个人恩怨，甚至为仇人卖命，去了大部分地方救他们，只是为了“武林”，为了照顾江湖大义，为了对抗袁计划。为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独自对抗六大门派的高手，拯救祆教，并尽力解决祆教与六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或施以恩惠，或加以阻止。他虽然照顾大义，却不想伤害别人，宽容的思想让他看起来很无助，很软弱。他对爱情很无奈，总是害怕伤害别人，不敢向任何女人吐露心声。我对李因说的话只是为了安慰李因，对周芷若说的话是在误以为赵敏杀了李因和谢逊订婚之后。直到周芷若再三追问，他才说赵敏是他的最爱。他的包容和善良让他看起来软弱无助，他的爱从一开始就只会是“爱的问题只是被爱的问题，不是爱的问题”19。他既要保持“君子”人格，又要处处为他人着想，讲究“慈悲”和“宽容”。而不能像张三丰一样把孩子的事情放在一边。自然会有冲突和无奈。这种冲突也表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而且这种冲突更加明显。他想做伟大的好事。培根认为“善的定义是对人类有益的”。这与佛教教义是一致的。具体来说，该书旨在领导江湖豪杰，推翻元朝的统治，这就是儒家的“为官”思想。这也符合道家的启示，即“天道弊大于利，而人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即“天道为天。“这让他陷入了维多利亚谷，他要领导起义，要杀人，这和‘慈悲’是冲突的。一方面，“君子”的人格和“侠义之风”决定了他不能阴险地说话，不能用诡计，这与当皇帝的人是冲突的，所以他不得不大干一场，被迫悄然隐退。他的“侠义之风”因为侠义书的限制，特别是在险恶和阴谋面前，显得非常无奈，使得他有时会试图通过道家思想来摆脱。但是，道家思想的闪光只是短暂的。他还是要出来做“无畏”和“有利可图”。

虽然金庸对每一个思想的分析和呈现都不太到位，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努力和探索。他试图借鉴各家之长来描写张无忌，但最终的结果是塑造了一个多无奈少勇气多善良多亲情的人物形象，性格多重复杂。正是因为这种混杂的思想组合，他的内心充满了冲突。他虽然完成了使命，却又无奈又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