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不包含插花的主题？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显以静态三维物体为作品，却无法长久保存的艺术形式。一个插花作品，长则120天，短则120天，最美的姿态就像烟花对孤独。这一特点导致我们解读和整理古代插花作品，不得不依靠间接材料来寻求图像和文字的保存。
在停下来插花之前，将自己融化在植物与器物、空间与意境交织所营造的氛围中，是东方人的审美智慧。但是，回头看看插花艺术诞生之初，这种艺术意识来得比较晚。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绘制花瓣和叶子的形状，但没有留下插花图案。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中有大量的植物圣歌，这些圣歌或是我们祖先的必需品，比如采葛、艾，或是通过事物表达心声，比如香草、香木。汉代以前没有插花的记载。
一、汉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图像发现于河北王度一号汉墓。墓主人是东汉杰出的宦官孙程，因其支持汉顺帝有功而被封为侯。在记录墓主生平的前室壁画上，出现了一个陶盆，里面盛着干净的水，陶盆里清晰地插着六朵红花。旁边是隶书的“禁火”二字。“戒火”是红景天的别称。汉代墓葬壁画的笔触虽然还比较粗糙，但还是抓住了红景天的植物特征。陈至先生在《王度汉墓壁画题刻通释》中解释说:“这幅壁画描绘的是禁火，画的是图画。
一个有六茎花和叶子的陶制盆，红花和绿叶...这是象征性的。红花陶盆的形象，不谋而合地预示了中国插花在未来的发展特点:源于皇室，自上而下传播，更注重插花的象征性，而非对视觉美感的追求。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插花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的花卉文化已经非常成熟。如果要选出推动这一时期插花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那一定是梁元帝萧艺。萧艺提出了对节气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二十四花信风”，曾写道:“昆明夜月色如练，上林朝色如钹。人们在春天的这一天外出赏花、插花、扎花、约会、祭神，这是现存最早的“花节”文字记载。民间花节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对花的认知已经从最早的生殖崇拜和现实依赖，转变为一种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中也记载了萧艺的绘画成就:“元帝萧艺，字石城(中品)，武帝第七子。我出生时，目瞪口呆，聪明帅气，技艺渊博，天生擅长书画……”《蘸莲鼎图》，有题词。”其中一幅《莲浸鼎图》已失传，但从画题来看，“浸”是一种插花技法，类似于“贮”、“浸”、“染”，所以画的内容应该是一种以鼎为花器，莲花为花材的插花。如果人们能看到它，就能看到南朝宫廷中华丽的插花。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当地的插花文化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发展壮大的话，那么佛教的流行无疑给这颗幼苗浇了一瓢营养丰富的精神之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演化出插花的新面貌，不同于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供花艺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于原始佛教中的献花部分，它涉及到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首先是礼制，主要体现在器的使用上。凡是能盛水的容器，在中国都可以用来插花，而插花器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定，而正确的做法是继承古代的玉器和青铜礼器(包括尊、张、颜等各种瓶)，所以“瓶花”也叫“瓶祭”，还有盘花、盆花、管花、篮花等。
其次是事物的风格，体现在花卉的拟人化上。中国人把大量的主观想法投射到花材上，按尊卑顺序排列，赋予个性，甚至到了一个插花就能揭示内心，表达感情的程度。这在宋明时期更加明显。
最后，中国文化最看重的生命力体现在插花的造型上。虽然到了隋唐时期，仍有成群、成堆、蔓生等花卉。，只用于在印度佛像前献花。只有艳丽的花头被摘下来，排列在托盘里，或者串起来装饰佛身和道场，但最终这种块状艺术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而是在西方被高度接受，比如婚礼上的捧花，宴会上的桌花。我们注重枝干的真实面貌，但更多的是艺术处理，喜欢用自然的线条营造空间。正是凭借以上三点，中国插花将外来艺术本土化，并将其转化为本土艺术的养分。
另一方面，佛教对中国插花的渗透影响主要体现在插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大受欢迎。这和中国插花被日本驻唐使节随佛教带回日本是一个道理，直接促成了赤芳花道的诞生。在佛教传入之前，插花在宫墙和花园之间很活跃。如今，更广泛的阶层甚至底层民众也开始接触到这种新的插花形式，佛教洞穴和墓葬中出现了以插花为形象的壁画和雕像。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原则和支持规则，人们开始谨慎对待插花。佛教“火上浇油”的影响是巨大的。时至今日，仍有插花爱好者误以为中国插花起源于佛前插花。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最早的花瓶花的记载。南齐太子萧子茂许愿，如果铜瓶里的莲花不凋谢，母亲就能康复。《南史》卷四十四《晋安太子传》载:“有向佛献莲花之人，众僧皆用铜罂粟花灌茎，欲华而不枯。子茂哭着向佛祖行礼，说:“如果我的姑姑因此而获胜，愿佛祖使中国免于灭亡。”。到了斋戒的第七天，花更加鲜红，当时叫孝感。“罂粟指的是圆肚瓶。在南梁孝敬墓的神道描绘中，有一个和尚手持花瓶花的形象，说明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花瓶花范式。
除了花瓶花，盆花也在南北朝时期首次出现。大文豪庾信有句话:“待客好，金盘衬红琼。”(杏花诗)诗人将精心折好的杏花放在铜盘中待客，称之为南朝之雅。
一门独立艺术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理论基础和清晰的范式。南北朝插花基本具备这些要素。
三。隋唐时期的插花
隋唐经历了从大动乱到大一统的社会重建，经济周期出现了“大业盛世”和“开元盛世”两个国力高峰。李白说“百草巧寻花斗艳，只赌珍珠满斗”，道出了财富积累下的繁花似锦。插花也开始渗透到唐人的日常生活中。
元稹对西明寺插在玻璃瓶里的牡丹花赞不绝口:“花长在玻璃地上，光和风眩紫云英。自从我在菜里看见你，直到现在我的眼睛才更清楚。”(西明寺牡丹)李商隐同情花与叶的不同命运，觉得只有荷花才能永远陪伴花与叶:“世间花与叶不相干，花入金盆作尘。只有荷花是红花绿叶来搭配的，荷叶有一卷舒，荷花有一朵开，衬托得那样完美自然。此花与此叶常相映，翠减红杀人。”(《赠荷》)杜牧也有一句名言:“莫怪杏园凋零，城中插花人多。”(《杏园》)这里的插花人说是把杏花掰下来戴在头上，也有人认为是用杏花插花，可见风靡一时。
晚唐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插花理论《花九Xi》。“九锡”是《礼记》中的“九锡礼物”，是皇帝赐给臣子的九样物品。作者罗秋借用这个说法，总结了插花的九个必备条件:防风、工具、用水、插花、摆放、绘图录音、编曲、品酒、写诗。第一次提到用花剪修剪对花的伤害会小一些。从今天来看，很多条件已经不具备了。现在人们更注重插花本身，最多是延伸到周围环境。绘画可以用摄影来代替。至于喝酒作诗，什么都做不了。有意思的是，唐代的“品酒”到了宋代就变成了“品茶”，有人从中分辨出浪漫与理性，窥见不同朝代的气质。
四五代十国插花
五代十国时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似乎存在感不强。但在文艺领域，还是有成绩的。南唐皇后李煜不仅是诗歌和韵律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插花艺术家，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插花大赛——金·。“每次李后主访春生，董亮的窗墙都是用柱和拱砌起来的，还做了隔断筒，密密插着花，被称为‘金洞’。”(《清·路易》)
“董亮窗墙，柱拱踏步砌筑”，不同的摆放位置，暗示不同类型的插花。“董亮”需要挂花，“窗墙”、“柱拱”指的是挂花，“台阶砌筑”是可以直接放在台阶上的插花。三种都是用竹筒做花器，贴了作品清单。把插花游戏作为一年一度的宫廷盛事，是这一时期插花艺术繁荣的一个缩影。李渔选择了备受文人青睐的竹子作为花盆，这不仅是竹筒花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也为一般华丽而丰富的“庭院插花”增添了一种新的审美可能，一种优雅而干净的新风格。
这期间，插花的“黑科技”也出现了。有一次，唐朝的“春盘”为了解决开盘的花受不了的问题，用果蔬和假山作为工具，把花临时固定住。但是，不足的是场合和季节的限制。不是所有的插花都适合果蔬和假山，这种方法只能固定短花，不太靠谱。五代郭江洲发明的“山水盘”，是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为插花发明的工具，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郭江州有独创性的想法，创造了许多东西。他见遗，占山水盘，铜为之。花唇扁平，四寸深，底部有几十根细管。他每次用的时候都是灌满水，选花插在管里，能坚持十几天。”(《清·路易》)
目前没有青铜器，只有陶瓷残片，几十根细管也没找到，一般只有五七根。细管越多，建模的空间就越大。后世出现的多孔插花、多管瓶、连体瓶、多孔盖，可能最早是受了山水盘的启发。
动词 （verb的缩写）宋朝
宋代是插花艺术当之无愧的黄金时期，从官方家庭到普通店铺和小家庭，插花都被广泛使用。
官方有一个政府组织的“花展”，类似于李渔的“黄金洞”。张邦基《墨庄漫录》说:“西京牡丹名扬天下。花开的时候，太守会开出百万朵花。酒席以花为幕帐设置。至于梁冬竹的牌坊，已知是用竹筒储水，钉花挂花，遍地都是花。”文人爱花，范成大曾说“带着满瓶的花去旅行，不要化为花愁”。陆游夜，“藤纸待新帖，铜瓶寒待花开。”苏插菊花，“早春植菊助菜，深秋开花插酒壶”。杨万里怜惜梅花的寂寞，拿回书房，装在瘿瓶中:“瘿状银瓶似玉梅，此枝未全折。叫几个诗人可怜可怜。”
普通人也爱插花。欧阳修《洛阳牡丹物语》说:“洛阳的风俗一般都是好花。春天，城里所有的人都在插花，甚至是那些拿着花的人。”出于大众的喜爱，商家也靠季节性插花来吸引顾客。“汴京熟食店，挂着名画，如此勾引观者，留连忘返的好客人。今天的杭城茶店也是这样，插四时花，画名人，装点门面。”(《梦幻梁璐》)杨万里也写过路边小店:“路边野店两三家，萧晴有茶无汤。陶为屈农之恶，青瓷瓶插花。”在《清明上河图》中，孙店门口不仅有一个鲜花摊位，而且在客栈的一个窗口的桌子上还有一瓶鲜花。“花开花落，牡丹、芍药、汤涤、木本全部上市。卖花人用竹篮在马头上排列，歌声奇异可闻。”(《东京之梦》)
我们在分析日本插花长龙背后的原因时，经常会提到一个关键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从事插花工作或者至少专门研究过插花。插花人口就像金字塔的底部，支撑着塔尖上各种流派的百家争鸣、理论完备、组织有序。虽然日本插花流派在宋代没有发展起来，但在插花金字塔的顶端，却站着知名的文人大师。“焚香点茶，挂画插花”，文人四艺的普遍做法，可以视为宋代插花艺术的最终取向。在插花爱好者把握作品风格的今天，宋代的审美仍然是重要的参考尺度。
在器皿的选择上，受历史上第一次石热的影响，宋瓷烧制成型制度非常注重产地。在选择花器时，文人也青睐复古器皿，甚至直接用三代青铜器来插花，在风格上奠定了高贵典雅的氛围。在选花上，宋人先对花进行了等级划分，并赋予其个性。第一，从后蜀进入宋朝的张仪写了《花经》，按照朝廷的“九品九命”把花从高到低排序，再根据花的象征意义、外观、气味、气质。可用于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须是进口花。《花经》之后，颇有成效的佛法修行者，纷纷想出“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说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物语》，陆游的《田鹏牡丹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范村居谱》，王官的《扬州牡丹谱》都数不胜数，似乎宋人对花的评价总是那么感兴趣。
如果说唐代罗·秋的《花九锡》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九点插花的必备要素，那么宋代留下了具体的插花方法。周觅的《圭心杂记》记载了先断柄再切的做法。今天在处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卉时，也要把手柄稍微折断。苏轼的《说事糙》记载了自己插花的经历，如荷花缠乱发；栀子花会折枝断根，搓盐再入水；用薄荷水插海棠花更好；黄蜀葵、木槿、凤仙花要用石灰蘸一下，晾干，插在开水里。林鸿的《山甲清宫》也有类似的记载。
第六，元朝
元代插花的演变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周觅有句话:“我深入门乡老人家，自洗铜瓶，泡杏花。唤起成平的白日之梦，让人回想起老北京。”汉族无良文人用插花来追忆前朝，表达个人情感，出现了侧重表达主观心理的“心型花”。心理意象是人们想到一些抽象内容时脑海中浮现的具体形象。心如花，即把这种意象外化为插花作品，从创作动机上来说，颇具当代性。心型花的创作主体仍然是文人，在审美上仍然继承了宋代的典雅和中性，但不再束缚，呈现出随性的风格，往往花卉图案简单，主枝突出。除了花材，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灵芝、羽毛、如意、珊瑚、卦象、瓜果蔬菜等与插花主题相关的装饰品，净供文化逐渐形成。
七。明朝
到了明代，插花中诞生了“理想花”、“完美花”、“双体花”等新的花形，并出现了“厅花”和“素花”的区别。观念花以宋明理学为基础，强调人伦，讲究秩序和法律。在“主”、“客”、“使”三个主要分支的基本结构中，“主”象征着君权和父权制，是一部作品中间最稳定的花材，周围往往有点缀。“客”是伴郎、伴娘，有包容和协助感；“是”象征使者和孩子，伸向远方。堂花和素花指的是插花的不同摆放环境。Nave的花高大挺拔，有仪式感，而书房则以小瓶子和小玩意为主，突出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