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城遗址的变迁与水源的关系

1.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大学红楼抗震加固设计总结及后记(详见)；

2.4月1978给国家文物局王局长的信。感觉研究传统受到了梁思成先生《创制法注序》的打击，导致他的屈服和自我批判，故尽力充分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古为今用”方向上建设文物的宽广之路(此信被罗扣留五年，王生前未必见过)——附梁先生原稿；

3.根据中国文革时期面临的现实条件和古代文物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以实例为依据，绝不是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感情纠纷——附发表文章；

4.文革后，文物和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需要进行检查。于是，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委(北京市文物局前身)、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住建部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学会等6家单位对北京重要的古代园林进行考察，撰写考察报告，北京市规划局印制20份供传阅——原件附后；

5.古北口明长城拆了3公里，用城砖修营房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长城砖是“废物利用”，于是北京市文管委文物处处长赵学勤让我去现场勘察，所以原长城没有被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有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此

6.圆明园恢复重建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林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新华社记者周剑英在内部通讯(资深内参)写了一篇报道，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见了我。因此，废弃已久的圆明园遗址引起了中央和公众的关注。我在圆明园的说明会上认识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子光同志，不久他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于是当时还不是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引起了关注。众多“仙会”畅所欲言的结果，可谓“木匠多造屋”，圆明园被定位为“遗址公园”毫无依据(之前参考了一些日本遗址公园的例子，后来又去了庞贝、奥卡拉诺、奥斯蒂亚、迈亚尼、德尔菲、科诺索斯(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费斯图斯(欧洲最古老的)。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的需要，5000多亩极具发展前景的遗址被“遗址花园”的称号和升格为国家保护单位的虚名所困，一筹莫展。他们根本无法实现“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理念，反而成了入不敷出的无底洞，而“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实现了。

7.清东陵是“以文物保文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保护管理的成功范例。在调查阶段，荣飞(即费翔)墓也在玉飞岭被发现。经考证，新疆卡耶传说中的费翔墓，实为费翔家族之墓。费翔葬在东陵，骨架上的回鹘辫也能证明是费翔本人的骨架。论明十三陵和清陵的保护和管理：

8.浙江普陀山是佛教名山之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文革期间，一万多尊佛像被卷走。岛上有三座原始寺庙、六座寺庙和72座毛鹏。除了三座寺庙还保存完好外，其余都是一片废墟。如果按照套路修，很难想象。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坏四书五经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书五经混为一谈。所以首先要明确区分历史文化和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中国后并不都是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学。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传统儒道思想融合，丰富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肯定有很多糟粕，所以完全有必要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去其糟粕。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完整地保存它的原貌和原始状态，才能进行具体的分析。古建筑和寺庙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在物质上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能够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当时陪同我的是舟山当地一位徐书记组成的“五人小组”，一路上看、聊、议。最后除了一个(关于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复辟，其他四个人都同意复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界的名气发展旅游业，是非常有利的。在此前提下，我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滚动开发”的原则，即本着化繁为简、修旧利废、修旧利废、开放利废的原则。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早日脱贫(我在1978-1988期间去过江浙很多次，但是江浙这个鱼米之乡都是饥民)。

按照这个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的时候会有收益，第三年再去的时候效果会很明显。但也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和环境的迹象。我没有再去，但是我觉得从整个过程来说还是值得总结的，这也是和圆明园的鲜明对比。

这是又一个以自身内在价值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成功范例，但要避免片面性，避免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实现。-附《建筑学报》普陀山规划的文章；

9.德胜门牌楼保存:当时二环路规划拆除德胜门牌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牌楼的施工队已经进场，从北京来的赵学勤紧急来看我。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简单地“保护”德胜门箭楼不被拆，而不顾解决现实的交通问题，于是先去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行。这样既能保留箭楼，又不影响二环路开通。

所以，我认为策划工作的本质是用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根据片面的意见(官员或专家)单方面进行片面的主观意图。矛盾不统一，不仅是完美的计划，还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

10.古观象台倒塌后，由于恰好在外交公寓斜对面，外国通讯社率先报道。新上任的主任广漆让我立即去现场调查原因。我先组织人把平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出来，放到安全的地方(附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维修地铁环线时未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国家文物局与地铁只签订了由地铁负责加固地基的协议，但未提出加固方案，由罗负责)，所以在元和明成台连接处发生塌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修复方案(钱明后来负责实施‘大’方案)。考虑到修复整体的完整性，当时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某单位占用的魏紫宫，最终方毅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收回；

11.随金子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和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因为陶渊明墓的搬迁，陶渊明祠的修建，王腾亭和浔阳楼的重建，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省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为王腾亭原址已经消失在赣江中，论证了是否恢复和为什么恢复。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不局限于是否原创，实质问题是它们所反映的内涵的价值。比如北大的红楼，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设计或者建造，而在于它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后来我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作为艺术、历史、文化载体的建筑》，即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作为三个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新建的建筑仍应视为文物，具有纪念意义的近代建筑也将视为文物；

12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1980，我和同济大学的罗晓薇先生讨论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木、石结构体系，还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可以追溯到乾隆在圆明园修建的西楼，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许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制造局”和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以及租界区的纯西式建筑。后来我负责编写《北京城市建设史迹扩展大纲》时，把这类建筑列入了《北京近代建筑》一章，所以所谓梁先生主张把明清北京保存为大博物馆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北京是不断发展演变的，那么所谓的“明清北京”又如何断代呢？其实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开始、繁荣、兴盛、衰落的过程。应该妥善保存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和杰作，而不是简单地以建筑的年代、形式、风格来界定它是否是文物。

芜湖会议还首次提出，民居和民居建筑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到安徽歙县考察，提出“老五角”等部分民居要报批为保护单位，还有山西、景德镇的民居。

13.与易-申(伊顿、申(长城饭店前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娱乐中心”选址规划及可行性研究，* * *参观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六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当时我国项目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14.河南省开封市“宋城建委”及河南省“中州旅游区”招商引资规划顾问；洛阳龙门石窟洪水桥鉴定；

开封宋城整体建设规划:由于宋代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被埋在地下6-9米，地面上的宋街只是一条仿照清明上河图的仿古街，因此如何将地上建筑与地下遗址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受邀为宋城的整体建设做一个规划，其中:

1)“宝富坑”的清淤排污，引起了对城市污水排放和污染的普遍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着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必须解决污水处理和再生问题，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部长郑桐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座污水处理厂)上马。还谈了几个问题，如污水再生、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附1985给万里同志的信中相关段落、1998给朱镕基的信中污水处理与再生的图示部分、1964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污水排放与市政摊销的说明)；

2)关于开封的犹太人:罗马帝国消灭犹太国后，十个散居的部落流亡世界各地，其中一个在东汉时期进入中国。在宋真宗，一个犹太人流入开封府，宋真宗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七个中国姓氏，所谓“七姓八族”(详见)。他们被要求遵守祖先制度，定居在开封，这被称为“一给幸福”(以色列)宗教。这个犹太人是流亡犹太人中唯一被中国化的，其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更加受压迫，更加团结，更加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了独立。明代传教士利玛窦曾派人寻找他们的宗主，试图帮助他们康复并学习希伯来语，但遭到拒绝。从65438年到0983年，美国国家地理记者沃林斯基(犹太人)多次前往开封寻找这个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却是“无影无踪”。1983年，我陪同沈(均为宋城建委顾问)到开封时，委托沈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相关部门找到了6个人。他们完全汉化了，根本不懂希伯来语，也不再遵守犹太人的习俗(比如成年后对男性进行“割礼”)，除了一些卷发和鹰钩鼻(都有照片)。开封市长写了一个策略。委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取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由撰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牧师怀特主教将这些文物，包括《一个人给予幸福》的牌匾和匾额带回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后来因为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省外办就镇压了(总纲原函还在我们这里)。事实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例子，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今天解决伊斯兰和以色列的矛盾也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人，但我去过开封犹太宗主家，在1953(即宗主)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里看到了开封犹太人的代表)；

3)沈《谈引进和利用外资及对中国当时优惠政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详见)》

4)洛阳龙门水漫桥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保护龙门石窟，修建了一座小平桥(水漫桥)。在水通过龙门石窟之前，将其引入到北面的另一侧，以关闭龙门石窟前面的通道。这是一个有利的举动，但它被一名在龙门等待的文保所干部举报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然后转到国务院。艾志胜副秘书长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12专家在龙门遗址开了五天会，批评了五天，最终决定废除小平桥。我和靳子光副主任去河南时，岳副省长对我说:“我们做了一件违背本意的事。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帮助解决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的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人去集市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唯一的通道对保护龙门非常不利。如果不建桥分流，还有哪些可行有效的方案(12专家提出的建议，比如在龙门石窟后面挖隧道，不仅造价高，而且施工时更容易破坏石窟，不可行)。到达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静静的躺在河床里，是一座被洪水淹没的桥，只有行人和人力车可以行走(水大的时候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省文化厅主管文物的副厅长张家太，如果影响环境景观，先把铁路桥挪开，如果震动影响到石窟，就把铁路桥挪开。(据说铁路桥后来搬迁了)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停建有利于龙门石窟保护的小平桥？因为国务院下令停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省委书记刘杰才陪同视察龙门，小平桥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影响，才下令复工。但经过“仙人会”评定的停工、撤工、复工，已无故损失30万元(30万元在1983不是小数，河南省有记录)；

15.参观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参观“定产到户”模式。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几点思考？(明代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市建设史有关)

16.扬州会议:第一届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代表大会。出版《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主要思想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会上，我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就历史文化名城是否应该现代化进行了“对话”。他先向我挑战，我反唇相讥，让他哑口无言。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给我题词，还说见过我爷爷，所以是“和解”。但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劫后余生”，也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同城市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我觉得还是“用艺术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应该没有固定的模式。

17.南京会议:纪念中国建筑学会成立30周年。以戴念慈为报告，与建筑学会第二任理事长、建设部原部长杨春茂和兰州市副市长任振英谈建筑学会的任务和方法。我在学会里没有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期间，改组同时进行，于是我对学会的活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概括如下:根据1953成立建筑学会的主要目的，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不适宜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内充分讨论。比如建国初期，行政机关就不应该对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和技术问题，都应该由社会先讨论。但之前的运动都是从社会开始的，因为讨论太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要纠正。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辩论和讨论，我们如何发展或加深我们的理解？老子说，“反道之运动”。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避免一边倒？如今，严肃的学术问题不再被认真讨论，而是被媒体各种非本专业的“名人”哄着炒着。怎样才能正确引导他们？

18.我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认识了南京林学院教授陈至，并应邀参加了《中国园林史》的编纂工作。该项目由建设部园林局资助和组织。另一本是《中国园林史》，因为观点不同，由王菊园主持。陈至邀请我参加，因为我的祖父曾在明代出版过古代园艺书籍《园冶》。但《园冶》是对江南文人园林的研究。因为当时我在国家文物局，陈老师给了我石窟寺，帝王陵园，名人陵园。因为我们首先没有完全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园林史和园林史)和同样由建设部资助的中国建筑史没有完成。

——附《历史研究中史料与历史观的辩证关系》和《基础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详见)；

19.赴乌鲁木齐参加祖建筑学会会议(“乡土民居要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发言)，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的石窟寺、古城遗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庙、墓葬、墓葬、古长城等文物。

同时，西北之行考察了西北的环境变化和顾泽的枯竭。根据有关碑刻和文献记载，西北地区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但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随后在西南和内蒙古(经过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恶化主要是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主要是最近半个世纪在西南地区造成的)，导致河流季节性变强，湖泊干涸，也造成了气候变化和。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其规律性不难理解，关键在于措施得力。从古代文献(如韩朝措《守边备疏》)获得的启示来看，简单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措施(详见)。

——附65438至0985给万里同志的信中关于“环境问题”的部分；1998给朱镕基关于“用新思路管理林业”的信。

简而言之:一方面，环境恶化非常迅速，以西南地区为例，但雅砻江成为季节性河流长达半个世纪，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环境良性逆转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一定要有正确的开端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积土”！

20.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市建设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制《北京城市建设史迹扩展大纲》，组织十个编辑小组；论文《燕都季承考》(原文附后)和《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遗迹》是关于北京文物保护利用和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的城市都有详细的史书和书籍，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作为送给贵宾的主要礼物，但北京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对其起源和演变的重要里程碑的历史记录。《史记》的扩充大纲本来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以及“古”与“今”的辩证关系的观念很难统一，所以停了就没有继续下去。非常遗憾的是，奥运会这样的盛会，竟然成了取代模棱两可的宣传口号的首要礼品和宣传材料！

21.日本建筑史大纲(有大纲，但没有考察对象)。日本建筑文化发源于中国，但保存古建筑的时间早于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相当于隋唐)，所以如果按照梁先生所主张的实物来分析建筑史，就有必要研究日本古建筑。

22.浙江河姆渡遗址调查及旅游网络规划，宁波、绍兴、杭州，安徽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黄山、九华山。关于“文革”中被破坏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

23.古建筑维修中的问题:

1)不能只是用“纠旧如初”来概括一切，要分“法”和“例”；

2)古建筑的防火不能依靠高压软管，大部分有室内装饰和雕塑壁画的文物都不能使用高压软管；

3)梁先生对肇州大石桥“修旧如新”的批评，要具体分析。比如能否把原来的构件搬到博物馆，欧洲很多石头古建筑中精美的雕塑构件都搬到了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放在了建筑上，而不是原来的；

4)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材料的加固方法和耐久性，应认真投入；

5)施工期间的各种保护措施(包括防火)。

24.古建筑基础资料的调查与整理

1)要充分考虑基础数据的调查、整理和使用；

2)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工测绘。我参加了一个建筑学会的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和古建筑的女建筑师c·泰勒(C. Tayler)介绍了纽约，一项普查显示有20万例。如果用原有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勘测、整理和筛选，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是不可想象的，但应用新的仪器和计算机处理很快就能完成；

3)基础资料的调查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纂过程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论述:

4)文物作品是一部古老而新颖的作品，因为它在当代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行为准则”。最后，我们可以有合格的候选人。假冒伪劣分子只能败坏事业和国家的声誉！！！

——附罗给美军重庆总部绘制的所谓军用地图的几个明显的谎言(详见)；

5)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也首先需要详实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