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尴尬:宋代文选的嬗变
一个
《文选》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指引和塑造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可以说，正是《文选》的仿作成就了唐代的文学* * *。杜甫劝儿子读一本书:“熟读文选理论。”应该理解为唐代诗人的大致取向。李德裕说士人不写文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录》)，也让我们感受到文选是士人案头必备的大致情况。
在宋初，文人仍然重视文选。《文选》至今仍是学者学习、模仿和推广的典范。著名学者宋祁曾经手抄过三版《文选》。王德臣在《鸨母史》一书中记载了他的童年，他已故的君主命令他每天上一节课《文选》，以小宋为榜样(在王德臣的《鸨母史》一书中)。宋初文选的流行，其实是唐诗传统的延续。
然而，李青之后，文风发生了变化，流传了500年的《文选》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陆游《旧学寺笔记》卷八:“文选尚在建国初期，且当时文人专书此本，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后”，月必称“王叔”，山水必称“清辉”。李青之后，作者开始清洗它。”由此可见宋代文学风尚的变化。围绕李青的文学兴趣的转变表明，在一个时期高雅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可能走向反面。如果继续说草必“王孙”，梅必“后”，月必“望蜀”，山水必“清辉”，不仅不雅，而且庸俗。尽管《文选》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最高典范，但它一直被学者们所使用。任何一种时尚，一旦熟悉了，就会庸俗，就会被排斥。是否弃选作品，符合美学中的“陌生化”理论。
是否弃选发生在李青之后，因为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文人的时代感和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杨仪、范仲淹、梅、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经不屑于沿袭唐代，学文选为过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在这些伟大作家的周围，诞生了一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改变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所以必然会出现文学的代代相传，从而与前朝的文学取向拉开距离。每一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必然会有所变化，必然会建立起适合当代的新的文章范式。老读者会被挑战，被抛弃。
率先唱起《文选》时代挽歌的，是后来成为宋代文豪的苏轼。苏轼对《文选》的态度是典型的。他几乎凌驾于这部前人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判其不足。在他眼里，这本书不仅没有因为被推崇百年而增加一点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它在唐朝和宋初被文人膜拜的面纱。“我恨其不能妥编”，又说“齐梁文章差，萧统尤卑”(《东坡支林》卷一)。苏轼的今昔通鉴和文选推崇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因此，《文选》在北宋中期被轻弃，是以苏轼为核心的宋代文学意识的重要体现。他们有意削山为唐人后开道，所以不去找如来。从杨仪到晏殊，他们都试图建立新时代的诗歌趣味和规范。这是北宋诗坛的第一次觉醒，但还是唐诗的老路，所以被以欧苏为代表的第二波诗歌运动超越。欧洲和苏联追求新变，寻求不同于和超越唐朝。方法的最终总结是苏、黄提倡“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他所谓的“俗”和“理”，就包含了《文选》下的诗性传统。有人说“宋诗是作为唐诗的对仗出现的”(吉川著《中国诗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其实也是《文选》的对仗。因为这些前所未有的自信，大家已经不屑于跟着《文选》走了。
对苏黄文选的否定，既是对六朝文风的扬弃，也是对唐诗的超越。北宋中期，文选牌坊因为敢看今昔而被推翻。他们对《文选》的超越，如果算是一个时代的气象，或许更为贴切。
宋诗整体之所以能走出以文选为祈愿方向的古典时代，在于宋代文人生活的深度。他们太熟悉这个时代了。在他们的作品中，平凡与不平凡，平淡与不平淡，高雅与低俗都是顺应自然，存在于* * *。他们洗去了六朝的华丽，选择了古朴典雅的主导时尚。
从杜甫对《文选》的赞扬到苏轼对《文选》的批评，大约经历了300年的时间。这300年可谓“文选时代”。杜甫的《文选》和苏轼的《文选》，既是各自的好恶，也是时代的潮流和“文学代代相传”的发展规律。
文轩还是那个文轩。文选本身没有变，只是时代变了，读者变了，审美趣味变了。最重要的是，《文选》作为文学作品集，不同于作为写作范本。作为一种写作模式，会因为长期深入的模仿而趋于过时和庸俗，会让读者产生厌倦；作为一部文学选集，它有自己经久不衰、不断创新的人，所以选出来的作品不可能被后来的其他文学选集完全取代。南宋中后期学习《文选》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就是这个道理。
二
杜甫的诗自然成为经典读本而不是文选，成为新的范本。从《文选》研究到杜甫研究，一个优雅的典范取代了另一个。
《文选》由于长期以来被作为写作模式，难免“俗”“旧”，时代迫切需要新的经典选集。这种对新经典读者的选择，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期文坛已经初见成效。苏:“子美的诗，闭关的文章，的书，都是伟大的成就。”(《后山诗》)
我们注意到，杜甫诗歌的流行和文选的衰落在时间上是有联系的。自庆历以来，杜甫的诗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文选》。叶适说:“自李青、嘉佑以来，世人以杜甫为师，开始向唐人学习，而江西各教派则有所传授。”(徐思远文集序)与陆游《文选》历庆后不一致。中晚唐时期，杜甫的诗受到一些诗人的尊崇。进入宋代后，逐渐向前推进，既是一以贯之的趋势，也是宋人的自觉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宋人也开始编纂能够继承或替代选本的新读本。比如宋太宗在雍熙年间编了一千卷《文远华英》，里面总结了唐朝的美文，后面还有《文选》。此外，学者也有汇编的收集。例如，姚旋的“唐崔雯”也有效地意味着“选集”。晏殊编《文选》，赵宗羲编《林文启秀》。不过这些集子(或书)似乎流传的并不广，至于湮没。原因恐怕在于它的做法不合时宜。晏殊的《删二梁晨至唐》，其实只是文选之后的一片尘埃。至于晁宗羲的专集《美言精华》，与《老学寺笔记》中提到的“驿使”、“王澍”、“清辉”几乎一样，都是文选流行时代的审美概念，自然不合北宋人的口味。但这些文集(或书)，毕竟反映了宋人对《文选》以外的文学读物的诉求，也反映了人们对《文选》以来新的文学成就的重视。虽然没有起到“受欢迎”的效果，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读者是期待超越入选作品的。
北宋后期，苏、黄成为文坛领袖，他们的诗歌乃至书画都享誉世界，成为新一代的文艺楷模。从开始，苏的文章便风靡全球，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蔬菜汤；苏文熟了，吃羊肉。”到了南宋中后期，苏、等人也纷纷效仿，于是热潮消退，甚至受到批评。张洁说:“自汉魏以来，诗优于子健，作于，而不如苏、黄。”严羽的《苍话》也抨击了“现代王侯”(《苍编》)，推动了唐朝的繁荣。他们都宣告了苏、黄作为文学经典时代的终结，诗风发生了重大转变。
苏、黄的批评，和当年的《文选》一样，都是基于“熟习”二字，因为它被全世界模仿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熟习的风俗。“苏文熟了吃羊肉”是苏文最大的荣耀，但也是他最大的不幸。
三
随着苏、黄等人的诗歌受到质疑甚至被排斥，南宋诗坛出现了经典读者多元化的倾向:或重拾选本，或回归晚唐，或尊盛唐，或学陶渊明、谢、、柳宗元。当然，苏、黄的学习者还是不少的。家庭之间没有排他性，可以学习，可以交融。以陈为例，他学的是杜甫的诗，却能“在陶、谢、魏、刘之间上上下下”(《集》卷三十五《陈宫资政墓志铭》)。
其实早在北宋、南宋之交，诗风就已经悄然转移。江西诗派重要人物徐福对《诗选》进行了重新审视。《船村诗话》云:“东湖味与:‘近世诗学止于苏黄，有与老杜及六朝诗人有关之人，无人见之。如果你是学诗歌的，不知道有一首诗叫《诗选》，没有大车，也没有小车。“东胡尝书为遗，劝读《玄》诗。论诗近代，没有人学《轩》这首诗，但东湖独树一帜，实在太妙了。江西学派之前，宋人研究《文选》，取《文选》中丰富优美的文章。以后研究《文选》，就会取其清淡的一面。前后选择的滋味是不一样的。
朱作为理学大师，对诗学也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主张:“写诗不如从陶、柳门开始。倒不如说是没有利益的淡化，难免被禁锢于尘埃，没有理由去古人。若选诗与魏苏州，必不生疏。”(《诗人玉屑》卷五《惠安教人学诗选魏苏洲》)他还试图重新立诗序，说:“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下到文选中汉魏古言，以辑、陶渊明所作，附于《楚辞三百篇》，以为是诗。”认为朱“有意在魏晋选择文体以排斥江西诗”(著《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版)。事实上，这与南宋诗风转向的背景是一致的。
南宋人重新获得《文选》，与北宋初期或唐朝不是一条路。《朱庄诗集》卷一引用《雪浪斋日记》:“过去有‘文选烂，秀才半才’之说，只因文选事多。我说你要知道文章的要领，就要熟悉《文选》，从战国秦汉魏晋六朝三代都有。古之富，今之绚烂。”看来我们抛弃了前人贴文选本的功利目的，真正从文学内涵上重视了。
我们还发现，南宋评论家对北宋人对待《文选》的态度有所反映和修正。张洁说:“最近士大夫们把苏子瞻的《文选》当作谬论，就不再关注了。众所周知，《文选》虽为昭明所收，但并非昭明所写。.....作诗赋四十六首，此乃其解，安能明明取一失而忘之乎？”对《文选》(韩遂唐诗卷)的理解和评价趋于冷静和客观。对于“选学”的衰落，有另一种看法:“和冯之后，士子以凿子论经，而选学被废。”这是它从文学之外衰落的原因。
而南宋初重启的“文选”文体，在宋末元初诗坛开始流行，因而被贴上“文选”的标签。《世宗法正目藏》:“在现代，有一种写诗的理论，当你开口时，你会教人选择文体。《傅选集》里的诗，当时起草的，一定都是属于自己的。如今，它们被广泛使用，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看杜甫的诗，就有了合法的眼光，就不会被邪说迷惑了。”(张謇《元代诗法考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抄”得盲目，但“穿得好看”。正如前辈所说:“仿《文选》太雷同，重在仿古，不着痕迹。楚河南发帖，不如一个人。”(张千一《斋诗坛》(卷七))毕竟这个时代没有产生当年的元佑大师，诗学走向了低潮，我们只好“回头”——回到《文选》和晚唐。当然，南宋中后期选的兴起也是与宋朝整体的衰落相符合的。所谓民怨，可能是晚唐诗风选本、诗风重新流行的深层原因。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