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陈诗歌的差异
黄盖庭坚早年对杜甫的推崇，主要集中在他在句法上的深厚艺术成就。所谓“老杜一直过着流亡的生活，却一天也不在王朝里。”所以他擅长时事，句法深刻，超古作者，忠义之士，他感受到了。“17云韵适合做证据。比如《刘京闻河上见》第二首韵，写于元佑二年，名为《想好句子问钱朗》18；寄杜家毫，写于元佑三年，名为《杜朗寻句有新贡献》19；和同年作的《阿谢尔曼与徐牡丹寻》诗，名曰“欲寻好句，春来恐老”20。晚年，主要是贬谪乾州后，黄庭坚把学道联系起来，即用写诗来加强个人修养。他的书《旧诗》和《洪贵父亲后记》说:“你必须致力于克己，但你可以用你的才华去追随你的心，使你在机械中有闲暇，更精进地读万卷书。" 21因此，晁的《蜀黄鲁直题高杨青侯婷》中说:"鲁直善于治心养气，所以能为他人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用之于读书写字，思高远高，就像他一样。”正是着眼于人格完善与创作的关系，黄庭坚也高度赞扬了陶渊明。他钦佩陶“不为五斗而屈”的品格，体察陶的诗“若渴水，若渴茶，若饥汤饼”23。石，他认为高度完美的诗歌艺术是建立在他独立的人格和独断无为的创作精神之上的，正如的《怀古录》所说:“人品高，胸中散，信而写，胸中妙耳而写。我没有想过诗，也没有要求人叫它好，所以它的好的人都是来自自然，所以它遥不可及。”因此，黄庭坚指出，之所以远胜于谢灵运、庾信，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于谢、庾信“刻意扬俗，毁其功”，而是“直送其耳”24。
因为崇尚人格修养，在黄庭坚看来，读书的目的在于德性修养，在于培养文学精神，而不在于古诗词的句法。所以读书的关键是得古人之意。《回复王冠》说:“但当以义理为主时，文章自然会脱颖而出。再看到夔州后的诗，韩退潮，朝后写文章，却不嫌费事割断绳索。”只有理解了它的含义，我们才能学习古人用于写作的法度。《后记刘子厚所谓诗》:“余有生，王，以古人的姿态写诗。尽管他的风格非同寻常，但他未能平静地倾听玉佩的声音，把标尺留给了规则。有志读书者，未破万卷，古人文章未尽述，未尽夺，而知其玩乎？”但是，要想得到古人的意思，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沾沾自喜。读古书的目的是为了沾沾自喜。如果不沾沾自喜，读万卷书有什么用？你既然心满意足，你心中所存的，自然就符合经文的法度。《山谷集》卷二《与王书》,云:“读其书(指六经)，诵其文，尝其言，含其本原之精，则作河之有果决，注之于海，疆域能治乎？”周延琦师从孔孟，但温柔敦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天而得，胸中无障，正是上述所谓理与辞的意思，也就不费神去割断绳子了。如此，一切切绳、雕琢、巧思、矫情、斧凿等刻意的错误都可以被拒绝，从而达到“简而巧、平而高山深而水”的境界。只有达到这种程度，陶诗和杜甫诗才能真正成为后人涵养的源泉，而不仅仅是研究句法的对象。黄庭坚《京南签判项鹤庆用六字见徽辞韵四首》第四部所谓“寻句真小技，知音必绝”28指一首诗必忘其体。江西派强调“动笔无心”，即这首诗写于崇宁元年，恰好足以代表山谷晚年的诗学。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谈“点石成金”和“劫胎为骨”这两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了。许多当代学者都谈到了这一理论中包含的创新因素。例如，台湾成功大学城的张高平先生认为，“‘小铁可以炼成金。和“以旧换新”同名。“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这是宋诗周转和变异的一种表现。利用好了，就能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以旧换新”、“点石成金”、“以旧换新”。传承古学是手段和步骤；发展变化是目的，也是终极。“30信心。事实上，黄庭坚本人并不赞同以替代古字作为点石成金手段的观点。据《刀山花青》记载，每对夫妇都曾在山谷中吟诵黔南绝句，以为白居易是用来点石成金的。范辽云曰:“辽在益州，问谷。谷云曰:‘庭强则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忘了为什么是诗。我在衡山试雨时，偶然无事，便写了一封信，奏了一本书。”我用小铁告诉他，山谷笑说:‘什么都不对？所以点燃铁！”“足以反映至少在黄庭坚的地方，绝不是改古词。今天所说的“点铁成金”，出自施道元《景德邓川录》:“一种神奇的药丸，点铁成金。总之，一切都被神圣化了。”如果说“灵丹妙药，点石成金”，那就是“一句至理名言，让一切变得神圣”。四个短句的重点是“万物成圣”，从禅修者的侧面，常常乞求道家禅师的开悟；从禅师的角度来说，开导喝酒也是对的，往往是为了启发别人寻求灵丹妙药。因为自我纯洁，开悟不需要外在寻求，只需要自我实现。正如张所说:“超然的圣洁只在心中，而不外求。句中有眼，士收之。”31因此，把从古人句子中偷取词语称为“点石成金”是不恰当的，这是黄庭坚所嘲讽的。
因此，黄庭坚的诗歌不是杜理科赋，而是有自己的特色和体系。例如，《斋藤优子体裁》中说:“《苏黄》只是一首现代诗。苏，黄妃安排的”严羽《苍话》列举了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仪、学李商隐、欧阳修学韩愈，并说:“直到东坡谷，始有作诗之念，谷中用人尤深。此后法座盛行，被称为中国江西诗派。”金末的王若虚
与黄庭坚学杜甫类似，陈师道、潘达林、徐福、晁突之、高鹗等人也声称要学杜甫，但他们学杜甫主要是靠学皇甫。虽然师从黄，但与黄并不完全相同，但咸追求自立，如与黄庭坚的诗风就有差异。比如陈说:“后山虽说他看了的诗，放弃了学业，学会了学习，但他的成就是平淡的，真有趣，真自然，这是所欠缺的。”36严羽《苍石化体》说:“后杜，其语相近，但数篇，他可能相近而不全，他人皆其己耳。”陈墨说:“像江西这样丘陵集中的人很少。至于五言八句，并不是特别不像山谷，是山谷鞭长莫及。”王拙写的《陈师道传》也说:“作为黄庭坚的诗人，平实飘逸，自成一片云。”再比如徐福，他一直主张“写诗要有自己的想法，不可一味攻击前人”。39他又说:“近代的诗学止于苏、黄，有老杜诗人在其上，六朝始见。如果你学诗歌而不知道有一首诗叫《文选》，那就是大车没车了。。"可见他既主张广泛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又想摆脱前人的束缚，寻求自立。据周紫芝《许世传诗后》说:“金陵吴思道后记:‘我尝近诗以示许公，许公为仆。你想模仿杜少陵的句子吗？想到道，我说，少陵怎么会被征？但我必须走法律这条路。公开声明:余平生坐的位子很漂亮。想了想原因，大众说“如今的食客最美如馒头夹，吃了几天如嚼木头。”“41徐福告诉吴克玉，杜甫的诗不错，但是学起来没意思。所谓江西人对杜甫的研究，在此可见一斑。同样，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句法的吕本中，在他的《师友杂志》中记载，谢武义“语外兄中云诗似老杜谷，杜甫诗是杜甫诗，黄赋诗是黄赋诗，居人诗也是居人诗。”谢武义是江西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上述观点显然得到了吕本中的赞许。
吕本中《儿童诗训》说:“欲学近代诗，先考江西各派。”“流派”云显然指的不止是江西诗派。《鲁氏门派图》以黄庭坚为门派，以下二十五派为门派。故合山谷为江西之宗，不在谷者，谓之江西诗派。”(44)二十五人，“虽制不同或有别，皆须摊之。”(45)正如杨万里所说:“江西宗派诗人，诗江西也，人不全江西也。人家不都是江西人，谁是江西人？也是平手。是谁呀？味道不是形状。东坡姜云瑶柱似荔枝，杜云诗词似太史公书。并不是当时听到的人都沉默了，而是杨竟然答应了。时至今日，依然沉默，这不是沉默者的罪过。味道方面，差不多，所以应该是无声的，模糊的。高自勉不像二谢，二谢不像三洪，三洪不像徐世川，石川不像陈后山，但形势如谷！就是没味道。酸咸不一样，山海不一样，奇妙的调整超出自己的能力。(46)唯因其妙调，超于技，故亦江西；只因其味酸咸，山海不同，故江西诗派自咸。有自己的面貌和风格，也是江西，这是江西诗派的特色。王若虚所谓的“文章被别人宠信，真的是衣钵代代相传吗？"?(47)明显路线没有深究江西的理论，只是就事论事。
由此可知，黄庭坚和江西学派是以师夷长技为手段，以创新为目的的。把黄和江西学派说成是因循守旧，向古人，特别是向杜甫讨教残篇的“剽窃者”(48)，是有失公允的。
正是由于黄庭坚主张在学习前人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给后世学者指明了一条具体的道路，他的周围和身后才出现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江西诗派。江西诗派得名于吕本中的《江西派图》。笔者认为，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吕本中不仅为江西诗派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坚持和发展了黄庭坚并不丰富的诗学思想，进一步丰富了江西诗派创作的理论基础。
吕本中对黄庭坚的钦佩是显而易见的。《东莱先生诗》卷三《钟已见十韵》注“谷中作诗之法，须从耿宋、五子之歌详考，故诗必破于唐虞。”这表明鲁本把黄庭坚的诗学作为自己的标准。他在《江西派图》及其序言中，明确提出江西派祖师是黄庭坚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据胡载《苕溪渔隐从化》，其《宗派序》说:
自从唐朝出了杜丽，兴盛了一辈子，之后的文字是诗人望尘莫及的。对韩、刘、孟郊、，所有的人，都慷慨激昂奋历，最后都不能和前作者相提并论。元和以后，到国家朝代，歌诗的作品或传播者，多以旧文为主，而无趣味。然而，张瑜开始大张旗鼓地冲击，大力地震动，反反复复，还是老样子。后来的学者一起共事，虽然制度不同或者不一样，但是要成为人民的一员。记下他的名字，为了留下。"(49)
不管吕本中在这篇序中的观点是否正确，他对黄庭坚的钦佩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有些学者认为《江西派图》是卢本中早年所作，不能代表吕本中的文学思想。作者认为，无论门派地图创作时间如何，至今仍有争议(50)，即使真如船屋诗:“尝东莱自言自语，低率作之，不知如何流传于世，后悔莫及。”(51)那么吕本中之所以“非常后悔自己的作品”，恐怕只是因为人物的安排引起了徐福、夏妮、韩菊等人的不满。吕本中对黄庭坚的钦佩是自始至终的。至少对黄庭坚和苏轼一视同仁。苏黄的这句话在《孟桐诗训》中有很多例子。下面是第二个例子:
读《庄子》使人思路开阔，敢做敢当。读《左传》使人入法，不易。这两本书不应该被忽视。现代人读东坡和鲁直的诗是相似的。(52)
自古以来，唯有东坡语言文章精彩，准备广泛，出奇不绝；极致优雅的变化，最精彩的莫过于邢的身上，包括很多作品，都是独创和创新的，只有一人。这两者应始终被视为法律。(53)
综上所述，吕本中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黄庭坚的诗学观:
第一，提倡创新，反对模仿。《孟桐诗训》说:“老杜石云:‘诗品清新’，最重要的是使诗品硬。不能照着旧词，只能照抄旧词。陆知云说‘与人诗终会通后人’，他还说‘文章不可随人’，这也是从鲁直身上看到的。近一段时间，人家跟老杜学的多了，左支右绌，不能有一点创新，不占点便宜，最终还是成了房。只有鲁直一个人说这种语言，他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这是很好的学习。如果陈没有尽力，变化不大。”(54)“我从来没有像我的前辈一样，和他们一起死去”，这是这个诗学理论的关键。在吕本中看来，黄庭坚也研究杜甫，但他对杜甫的研究是第一个“不似前人”；二是“卒与之合。”所谓“不似前人”也包括不似之志；“死婚结合”是指黄庭坚借鉴前人诗歌，创作出外形独特，符合诗歌创作本质规律的作品。这就是“好学”。吕本中强烈反对那些因循守旧、照抄旧作、缺乏变化、没有新意的做法。《宋史·鲁本传》说他“学了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句法”，但他只是对陈师道“尽力抄，很少改”的缺点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在《与曾纪夫谈诗第一帖》中，他批评自己曾说，“他是张谷的好朋友，但仍认为这本书鲜有新意。”(55)提倡自满自强，是黄庭坚、卢本中等人的一贯主张。在这一点上，吕本中至少和黄庭坚一样有价值。
第二，崇尚活法，无心追求。《夏君父集序》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学诗的时候，要懂得生活。所谓活法，规矩是有备而来，但可以不合规矩；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也不违反规则。连道都是盖着定法无定法，有定法无定法。知道真相的人可以靠语言生活。谢玄晖说“好诗美如弹丸”，这是真正的活法。在近代，只有张瑜黄公第一个改变了以前作品的弊端，然后学者们知道了趋势，毕，左和右，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但表面理论是汉魏以来有志于写作者的规律，而不是无心于写作者的规律。朋友夏君为人父，睿智有文章。他的诗披着所谓的规矩，但出了规矩，他就捉摸不透了；后果多来自长辈，人们之所以谈诗人，是无心写作，而无心写作。(56)
在这里的活法上，黄庭坚主张从有意写作走向无意写作，既强调规律，又强调变化，这是他诗学理论的基本精神。《东莱先生诗集》卷三，“吾弟赵以书论诗，故答之”:“少年时倦，似烛，今胸中尘去，渐以诗为乐。熟识一杯水，见过千里之外。起初如弹丸，忽如秋兔。”第六卷，三十首《别了我的少年》:“我只在过去交过朋友，我在彼此相爱。”笔法生动，胸圆。"卷七，无大雪可寄宁陵，杨宅:"文章有活法，可合前古。冥想智慧和成功仍然可以治愈我的疾病。“其他人进一步表明，活法理论的精髓在于自我克制。于是他提出了“启蒙”论。”《孟桐诗训》说:“作文必须是开明的，必须来自勤奋。它不是侥幸，如老苏之于文字，鲁直之于诗歌。”(57)《与曾纪夫论诗第一帖》也说:“此事若需明白，则更自然。”(58)其意是言之由衷，人格德行不高，文笔粗俗，语言丑陋；而好的诗句绝不是通过单词练习就能得到的。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一定要加强自我约束；消极的一面，要消除对文字的执念。黄庭坚《重韵画横竹》云:“庭坚多年懒，忘其体”(59)。只有摆脱文风的束缚，加强个人修养，才能做到言出必行，用笔记录的是“不似前人”，才能达到黄庭坚《回复王官》中的“简而巧、平淡深沉”、“无斧凿痕”的境界。
所以，当活法论发展到杨万里时，就演变成主要是用活泼的头脑去感受自然之美，用不拘一格的语言去表达。正如杨所说，“事到临头，献诗料，不可遮。前者未被打动，后者被逼，写诗肯定不难。”(60)他的启蒙强调沉思经验中的顿悟。虽然这种生存方式和理解方式与黄庭坚和吕本中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基本核心在于黄庭坚晚年的诗学和吕本中的诗学。现在盛行的文学史往往关注陆游、杨万里等摆脱江西、自成体系的方面，却很少谈及江西的诗法、诗论对他们的积极影响，这显然有失公允。
毫不夸张地说，在卢本中时代，江西学派的理论至少是比较成功的。在当时盛行的“活法”和“弹丸论”的环境下，培养出了包括吕本中、曾轶可、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一大批诗人。江西诗学之所以被后人没完没了地诉讼，根本原因是一些后江西学者未能正确理解其祖师黄庭坚的诗学，导致江西诗学出现了一些变异。这种变异在方辉身上最为突出。如果把方回和吕本中比，很明显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是黄庭坚的；在方慧，杜甫是真正的创始人。黄庭坚与、陈平起平坐，成为三大家族之一。而方回逼迫陈入校，陈又是公认的学杜大师，于是人们反过来指责他:一、入校陈是为江西壮大声势；第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没有汲取杜的精华。众所周知，黄庭坚和江西虽然学习杜甫，但并没有做到，提倡原创。江西诗派的鼻祖是黄庭坚而不是杜甫，所以指责江西诗派学杜甫至少是有失偏颇的。
我们先来看黄庭坚的宗主地位是如何成为《房徽》中的杜甫的。《英隋》卷晁端祐《阖罗集》云:“谷中老王杜，弃旧而学，故名黄、陈。他自己不是一家人，老杜氏也是始祖。”“不成家”二字抹杀了黄庭坚在江西派的宗主地位。而这种概念盖也是有渊源的。胡仔开始把黄庭坚往上推，认为“近时学诗的人都住在江西，却不知道江西也学少陵，现在学少陵诗的年轻人都不再读了，是不是就失去了江西的意义了？”(61)赵范诗《诗人初祖杜少陵，伏翁续江西花灯》(62)开篇后，又回到三家。芝罘会正式提出一祖三宗说，虽然有时有学者抱怨是对方逼迫陈入宗，但杜甫几乎是公认的江西始祖。到了清代，张泰来撰写了《江西各派图集》，认为“江西各派才是圆明的真正始祖”。不知道方慧是怎么想的？
当然，方杜不仅仅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祖三宗论。事实上，方回对杜甫的推崇贯穿了《英魁法》的全部精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回视杜甫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诗人。正如他所想，“诗给老杜，千古之治！”(63)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来看，杜甫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虽然方回的侧重点与今天并不完全相同，但把杜甫的诗视为“永恒的规范”似乎无可非议。第二，方回对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推崇，完全是基于是否学杜甫。正如他认为的:
后山的诗都是学杜甫的，八句四十字，以万军之力。江湖有九首诗，选这些吧。每篇文章都有句子，每句话都有词。(64)
向后山老杜学习是现实的。干瘦，感觉深沉宁静。(65)
诗词与老杜不谋而合。.....细味诗，谓山川学谷，其实是学老杜，并与之并驾齐驱。(66)
老杜的诗是唐诗之冠。黄、陈的诗是宋诗中的佼佼者。黄、老杜也。(67)
无数的例子没有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方回对陈师道的评价往往高于黄庭坚。如他所想，“自老杜起，有后山，常诗胜谷”(68)。陈诗歌之所以擅长黄诗，与方回重视律诗中虚词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诗不一定要真，空言一定要真。”“诗人不专精于真句、真言，而以空为句。句中，空字为工，天下极难。”(69)故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指出:“江西派大家多以虚字于中后山之谷，前卷《苕溪渔隐从化》引《阎石》录谷为“诗中无虚字方雅鉴”。所以虚谷也是藏在山后，出谷的。《通江集》卷一《送胡知云北去序》，宋代所作，称宛陵、后山、张泉，但谷有异。”(70)所以，在方回的心目中，黄庭坚不是一个创始人。只是因为和杜甫有些相似，才勉强被提升为宋代第一。黄庭坚的地位与和陈相当，甚至不如。
第三，方回将陈纳入江西诗派，直接体现了方回以杜代黄的诗学观念。陈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诗人，与陆本中同时代，但未被归入诗派。卢本中在他的《师友杂志》和《儿童诗》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陈。刘克庄认为陈靖康的作品“不忘关心爱情，以质朴扫去繁复，以豪放代替机巧，以品格为先，故应在其他学派之上”(71)。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严羽在分析宋代诗风时称他为“江西诗派小异”(72)，但严羽并未将其归为一派，而是特意标注“陈建斋体”以示自己的家庭。只是在方回的位置上，陈不仅成为江西派的一员，而且在三派中排名靠前，对他的影响之大，以至于批评家认为“因为方回比谁都清楚，陈是南宋初期的领军人物，远非韩举、徐福等人可比。如果不把陈纳入诗派，就很难塑造出江西诗派的专属形象”(73)。这种评论至少是不完整的。诚然，陈的诗充满了对国家大事的感慨，对人生的感叹，对人生的苦闷和失意，与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的作品颇为相似。可以说，他是宋代为数不多的研究杜甫并得其精华的作家。但是，南宋初期江西派势力强大，不需要陈来助威。南宋中期，江西诗派影响和哺育了杨万里、陆游等众多诗人的成长，与陈的加入关系不大。南宋末年，江西诗派逐渐衰落，研究陈诗歌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拉陈入党无助于壮大江西的声势。陈入校的实质在于方回与对江西学派认识的差异。方回独居杜甫(不管他是否真正意识到杜甫诗歌的价值)，所以他把同样研究杜甫的陈列在江西，因为他心目中的江西学派不过是杜甫和他的几个同代弟子而已。事实上，方回对陈的重视完全是出于对杜甫诗歌的继承，而对陈与黄庭坚的关系几乎未作评论。
可见，在方回的心目中，陈无论是句法还是所谓的“格”都是可以赶上杜甫的。即使把黄庭坚、、陈放在一起评论，也只能说明他们都继承了杜甫。如方评梅《寄许窃知梁山军》说:“善学老杜，则为谷、后山、简屋。”(76)这显然不同于吕本中《江西宗派序》中所谓“虽制不同或异，必由众传”的说法。虽然方回邀杜甫坐在首位，黄、陈等人有强大的靠山，但并不一定符合黄、陈等人的初衷。
有论者将江西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分为创立期、沿袭期、演进期和衰落期(77)。黄、陈等人属于建国时期。接下来的时期是江西学派的鼎盛时期。受时代影响，吕本中、曾赠等重要作家创作了许多内容上抗御外侮、内容上艺术生动的现实主义巨著。高宗末年，宋初诗人消亡，诗坛仅有的几次“独活”和“擅世”(78)，以江西诗派的乳汁哺育了陆游、杨万里等中兴诗人的成长。可见，即使在江西诗派不占主流的演变时期，江西诗派的积极作用也应得到充分评价。这一时期的诗人，前期大多沉浸在江西诗中，后来独立出来，是从江西诗派进来的，而不是从江西诗派进来的。实际上，反对模仿、提倡洋洋自得的抄袭的是黄庭坚、陈师道、卢本中等人。随着江西诗派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不同面貌的诗人。同时，由于一些末流诗人心胸狭隘，诗情画意，只注重句法格律的研究，忽视主体精神的升华，造成学黄“未得其长，先得其短，诗人意旨一扫而空”的局面(79)。江西诗派的发展，可以说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永嘉叶适主张晚唐时，刘克庄等人与他讲和，四灵派讨伐江西。江西的后学不愿意坐视其没落的命运，所以有办法与之抗争。方回最有效的策略是鼓吹“一祖三宗”论，以杜甫取代黄庭坚为江西派始祖，使江西与盛唐相连，明确“非一家”，以杜甫的崇高地位压倒晚唐，使江西派与四灵派的权力斗争演变为旗帜斗争。这种状况抹杀了黄、陈等人的主体精神，也违背了江西历来提倡的论诗精神，是对江西诗派的一种不成功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圆满地解释吕本中与方回江西诗派体系的差异。